“扒粪”一词，从词面上看，满含贬义，但它在美国的社会转型期道德重树方面，却另有一番意义。

无冕之王的喉舌之利

　　“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说这句话的人可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联邦宪政设计者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他采用一种极端的叙述方式来说明新闻自由对于保证社会健康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有人将新闻自由和传媒监督称为“第四权力”，也有人认为传媒本身并没有裁判权也没有执法权，它只是一种阳光，将权力的运作过程暴露在阳光下，暗箱中的交易就无法进行。

　　美国言论自由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报纸曝光了某位政客的丑闻，他能否以侵犯隐私权为由请求法律保护？如果报道内容与事实有了一定的偏差，是否可以视之为诽谤呢？严格地要求公共言论尊重隐私和完全真实，将使第四权力如受捆绑，但如果放任自流的话，又将使新闻传媒以新闻自由的名义随意侵犯隐私权。如何在两者间取一个平衡点，在确保第四权力对社会腐败现象和不良行为起柳叶刀除腐去疮作用的同时，又注意到了公民私权利的保护。这是当时的美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虽然美国宪政制度的设计者并未将新闻监督权纳入国家权力的范畴，但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自由的新闻和言论对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并在制度建构时从法律上保障了这种自由。

“扒粪运动”拯救了美国社会

　　在美国发展的进程中，新闻舆论监督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也就是卓别林电影中所描绘的“摩登时代”。

　　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传统的社会结构迅速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信用缺失。基尼系数和马太效应不断增加，贫富悬殊的加大所带来的社会各阶层的对抗，互相蔑视和彼此仇恨使得社会痛苦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甚至超越。

　　腐败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迸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从总统到街头小贩，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必须按规则办事，否则就会被排挤或暗算，在这种状态下，腐败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社会运行的轴线，一种地下规则，一种交易习惯，一种文化。 

　　这并不是个体或小团体的腐败，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全方位腐败，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富可敌国的华尔街还是枪弹横飞成为犯罪天堂的贫民窟，都处在大变革前夜的混乱、不安、躁动中，还有一丝期待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