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暴力犯罪行为的到底是大脑还是人的理智？美国刑事法庭对大脑异常者的从轻判罚，让人们对犯罪行为到底由何影响而产生，法律该如何面对全新的脑神经科学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思考。

温斯坦大脑里的囊肿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试图确定脑神经科学从何时开始影响和改变着美国的法律时，他们想到的会是上世纪90年代一件不太引人注目的案子。65岁的广告经理温斯坦被控扼死了妻子芭芭拉，为掩盖罪行事后又将尸体从12层楼窗户扔下，企图造成自杀假象。在庭审中，温斯坦的辩护律师提出他的当事人有精神上的缺陷，不能为他的行为负责，他的颅内蛛网膜里有一个异常的囊肿。

　　 一开始法庭对此不予认可，当时，法官理查德·卡拉瑟斯宣布：温斯坦的律师可以告知陪审团，脑扫描结果显示温斯坦脑中有囊肿，但法庭不能对陪审团说囊肿与他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法官担心这样的说法有可能对陪审团产生影响。11天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如果温斯坦认罪服罪，可换取对他谋杀罪减轻处罚的决定。

　　 温斯坦案件后，作为专家证人的法医心理学者丹尼尔·马特尔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人请他出庭作证，为此他开设了一项名为“法医神经系统科学”的咨询业务，辩控双方都会雇用他出庭，在过去的15年里，他为数百桩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充当了专家证人。

　　 在这些案件中，脑神经科学方面的一些举证被法庭认可，包括从脑部肿瘤到电脑游戏中暴力倾向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等。但马特尔指出，只有在那些涉及死刑的起诉案件中，脑神经系统科学的证据才真正对美国的司法系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此影响下，律师们照例总要提出对被告进行脑扫描检查，称脑神经系统的损伤会影响他们当事人的自控能力。虽然法庭一般对这样的举证不予认可，但在死罪判决中却往往会得到从轻处理。佛罗里达的法庭就认为，一些在死刑判决中未能认可脑神经科学方面举证的案子往往被推翻重审。

 法律领域中的新兴前沿科学

　　 在美国，“神经法律学”的影响正在日益增长。在一些案件中，由于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举证，陪审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终生监禁而不是死刑的判决。法庭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也开始认可了某些脑损伤的证据，谋刺里根总统的小约翰·欣克利以精神错乱获判无罪便是一例。法学教授卡特·斯尼德在为政府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了生物伦理学方面和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证据对刑法的影响，他总结道，神经系统影像证据的可靠性虽然还在两可之间，但“案件中此类证据出现的数量之大却是惊人的”，并且毫无疑问还将继续增长。

　　 神经法律学的支持者认为，脑神经系统科学的证据不仅在认定有罪与否和判决量刑方面，而且在测谎技术、法律公正以及对未来犯罪行为的预测方面，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持怀疑论者却担心，作为高级“读心术”的脑扫描技术的使用，是否会侵犯到人们的隐私和精神上的自由。 

　　 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律和生物学教授欧文·琼斯是神经法律学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他和一些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和法律学教授一起，希望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和探讨，比如：实施性侵犯和暴力行为青少年的大脑活动和大脑形态是否与常人不同？声称感受被鞭打样痛苦患者的大脑扫描图像是否与慢性颈痛患者相似等等。

　　 范德比尔特大学正在建造一个投资2700万美元的神经影像研究中心，从世界各地吸收神经系统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并准备首次向全国招收法律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学生。琼斯说：“这是法律领域内新的前沿科学，我们正在窥探大脑这个黑匣子，要了解大脑实际上是如何在运作的，在大脑最隐蔽的角落里，有着我们最隐秘的思想和最隐秘的反应。法律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抉择，如何迎接这一新技术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