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法庭败走麦城

　　“他们邀请我参与工作，却背着我抄袭我的成果，这个公道一定要讨还。”年近六旬的何承文愤怒了，在他看来，“B县嘹歌”使用了他的《嘹歌大全》汉语译稿，并擅自进行了改编、翻译、修改，并且未给自己这个原创者、参与者署名，已经严重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2006年6月，在与有关人员和单位几度商讨无果的情况下，何承文将一纸诉状递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杜仲明、陈述、刘欣和广西民族出版社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4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20万元。

　　一个“当事人”状告“四家人”，南宁中院首次受理如此复杂的著作权官司。此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B县嘹歌”是否使用了何承文的《嘹歌大全》汉译稿？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改编关系？

　　对于何承文的起诉，杜仲明似乎早有准备，他的律师在法庭上辩称：杜仲明和何承文平时来往并不多，仅仅是公开场合的点头之交，杜仲明从来没有收到过何承文的任何手稿。“B县嘹歌”是有关工作小组收集民间素材后，直接整理、翻译并编辑出版的。有关人员根本不知道何承文的《嘹歌大全》汉译稿，更谈不上使用这份译稿。

　　广西民族出版社及其编辑刘欣方面则声称:“B县嘹歌”仅仅发行了2000册，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而且在出版过程中，B县有关工作小组提供了古壮字原稿等资料，表明著作权来源清晰。此外，该书即使侵权，也未给何承文造成任何不良影响，高达20万元的索赔额不合情理。

　　南宁中院审理后认为，虽然何承文向法庭提供了工作一览表、邀请书、出差车票、“嘹歌”研讨会座谈会人员名单与相片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杜仲明等被告有机会或已经接触了他的作品，也不能证明“B县嘹歌”是《嘹歌大全》汉译稿的改编作品。

　　法庭还认为，流传了数百年的壮族“嘹歌”，虽然在民间存在多种手抄歌本，但其内容、结构、语言都具有相似性。对于“嘹歌”这样的民间艺术，任何人都可以到民间收集整理。收集到相同或类似的山歌，并不存在照抄照搬、谁改动谁的作品的问题。何承文到民间收集到的“嘹歌”并非其原创作品，不能因此垄断“嘹歌”的收集整理。　

　　根据以上理由，南宁中院于2006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何承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心要讨公道的“嘹歌”老专家，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专家论证再断是非

　　2006年12月下旬，一审受挫的何承文抱着最后的希望，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受理此案后，广西高院有关法官一致认为，凝结着壮民族鲜明特色、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嘹歌”，是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其收集、整理等等理应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然而也正是因为“嘹歌”的民间性、原生性、文学性、庞杂性、专业性等特点，使得法官们的知识范畴和专业判断力很可能难以应对，对审理此类案件构成了严峻挑战。

　　经过慎重考虑，法院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邀请在广西民间文学艺术方面颇有造诣的5位专家，于2007年5月26日举办了一场““嘹歌”案专家咨询会”。在广西高院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史上，这样的专家咨询会还是第一次。

　　在这次专家咨询会上，5位应邀而来的专家向审案法官们介绍了“嘹歌”的起源、流传范围、发展状况等情况，并详尽解答了法官们提出的各种与“嘹歌”有关的专业问题。

　　经过仔细对照，五位专家发现，“B县嘹歌”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根据何承文的《嘹歌大全》汉译稿加工而成。两者的结构、内容相同，不同的只是何承文的汉译稿是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翻译的，在艺术上还有所欠缺，有待进一步加工和润色。而“B县嘹歌”虽然在文字上更为工整，个别用词也更为讲究，但总体上还是以《嘹歌大全》汉语译稿为基础，部分照抄照搬，部分肆意改动，致使部分“嘹歌”被改得面目全非，其浓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风格已荡然无存。

　　对于何承文本人，5位资深的民间文学艺术专家则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何承文对“嘹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感情，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他是广西民间“嘹歌”艺术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发言人，其文化地位无人可以取代。5位专家一致认为，何承文早年出版的综合性的《嘹歌》，是在收集民间流传的“嘹歌”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整理，并按照自身的理解和研究重新排列、组合而成的汇编作品。与民间流传的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嘹歌”相比，这套综合性的《嘹歌》条理清晰、逻辑通顺，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已经完全不同于散落民间的“嘹歌”，也不同于现有的任何其他版本。何承文在自己这套综合性的《嘹歌》基础上形成的《嘹歌大全》汉译稿，同样属于自成体系的民歌集成，具有独创性，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专业力量支撑的范本

　　听取了5位专家的意见后，广西高院的办案法官又亲赴B县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B县打造“嘹歌”文化品牌的过程中，何承文确实提供了许多协助。比如，受邀参加宣传“嘹歌”文化的活动，到中央电视台以嘉宾身份介绍“嘹歌”艺术，积极呼吁将“嘹歌”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嘹歌大全》的翻译出版方案出谋划策，联络、组织召开各种有关“嘹歌”的座谈会、研讨会，实地考察“嘹歌”歌圩和流传情况等等。为了这些工作，何承文曾数次往来于南宁、北京和B县等地，但被告方面仅仅给何承文报销了一些路费，却擅自使用其智力成果，而且未给何承文署名，也未支付任何创作费用。

　　在专家意见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嘹歌”案的是非渐渐清晰起来。在法官的主持下，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杜仲明、陈述、刘欣和广西民族出版社共同补偿何承文经济损失5万元，何承文则自愿放弃一切诉讼请求。

　　一起莫衷一是的著作权官司如此收场，令人欣慰之余也多少有些感到意外。其实，之所以出现这一“和谐”的诉讼结果，关键就在于引入了专业力量，对是非曲折提供了权威意见，为法官明断是非、也为当事人的妥协和解打下基础。审理此案的一位法官表示：“法官毕竟不是‘百科全书’，不可能掌握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召开专家咨询会，可以弥补法官某些专业知识的不足，为正确断案提供参考意见。”

　　“嘹歌”案的断案经过表明，对知识产权案件等专业性很强的诉讼而言，专家介入、专业协助等措施将有利于防止法官可能出现的“偏颇”和“无知”，也有利于审判的公平与公正。正因此，“嘹歌”案已迈过了个案的是非层面，也为未来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除何承文外，文中人物及“B县嘹歌(长歌集)”的书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