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又带上重礼和借来的8000块钱拜“大仙儿”，先是千恩万谢，然后说南偏西方向的贵人来了，述说一番后，“大仙儿”听得很满意，说：“这只是灵光一现，还不是真正显灵，要想真显灵去妖，必须在‘钱妖’出没时，烧钱二十万元，一次烧掉，一分不少，钱妖即除，家境复原。孩子的病也妙手回春。”我听完吓了一跳，烧掉二十万块钱。别说二十万块，就是烧一块钱也犯法呀，再说上哪儿弄二十万块钱呀！自从女儿得了病，家里的钱就花空了，山穷水尽。孩子治病的钱都是私下和亲戚朋友东借西凑的。这两次送给“大仙儿”的钱都是从姐姐家借的。

　　回到家中，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在单位，我神情恍惚，在办公桌稿纸上翻来覆去地写着a20万”的字迹，同事也不敢问，不知主任发了哪般神经。

　　我心乱如麻：我过去笃信好人好报，工作认真负责，清正廉洁，到头来却穷困潦倒，付出和得到的远不成正比。现在，自己一粒小米官，装啥呀？信奉共产主义理想还不如信大仙，大仙对自己还有帮助，若真能挽救全家，给全家带来幸福，别说20万，200万也值得，有钱难买平安，反正这钱也不是血汗钱。

　　当晚，那个山东人唐宏突然来到我家，拿出二十万块钱，说这是给女儿治病的钱，并说如果不嫌弃，能高攀，我愿认二丫头为干女儿，并动情地说：“这是干爹给女儿的见面礼。”

　　我刚开始坚决不收，可过一会儿就动心了。我蓦地想到，“大仙儿”说，从南偏西方向来的贵人，二十万元钱。看来这是救命钱灵验了，我双腿一弯，给山东人跪下磕了头。山东人慌忙把我扶起，我低下头，将女儿得病、我工作出了闪失和“大仙儿”、“贵人”等事说了一遍，山东人听完，说这叫雪中送炭，留下钱，转身就走了。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我想起了女儿的病，又想起了放贷400万的烦恼，那是“非典”过后不久，为了振兴镇里的经济，镇政府加大引资招商力度，调整了一些优惠政策。一家外来的养殖公司算是镇政府新举措的第一个成果，兴建项目上千万，可是提出条件是必须镇政府协助贷款400万元。

　　镇长找到我，望我能网开一面，给予支持，我表示按原则办，可是镇里的不动产，能抵押的，已经都押尽了，没有抵押物。镇领导又跟我商量，把价值上千万的冷库押给农行。我知道这个冷库是违章建筑，当年就没有办下土地使用证，至今也没有产权，不能作为抵押物。但是，在镇政府领导的再三请求和当时“非典”刚过的形势下，我批了这笔贷款，条件是这个养殖项目必须参加保险。

　　可是企业对保险，根本没有意识，认为是白花钱，我三天两头询问是否参加了保险，对方都说，正在抓紧办。就这样一拖再拖，2003年9月的一场台风，把这个新建养殖场一扫而尽。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保险”，结果根本没办，400万元“瞎了”，造成了重大过错。

　　我又想起了女儿的病，校方是有责任的。可是学校的医疗保险体制也没有健全，孩子生病了，学校管不了，全由家庭承担，造成了家庭的重大经济负担。我深知为了女儿治病，家里已经没钱了，不少亲戚对我说，你不在位时捞点儿，退下来时，全家就得饿死，我仿佛看到了那二十万元钱燃烧的情景，我哭了。为了女儿，这是自己的希望，为了这个家，我要玷污自己身心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