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安排，固然出于成本和效率的平衡。不过，“切身利益”“普遍关注”等关键概念，究竟如何界定？所谓“一般公布”，是否可能将个别“敏感”法律排除在外？相对偏狭的网络渠道，是否会阻挡诸多远离网络的群体的知情和参与？初审公布后，是否有必要继续公布历次审议后的更新草案，以利公众持续参与……诸如此类的疑虑，仍需在实践中郑重思量。

　　 事实上，任何立法都与公民、至少是部分公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支付一定的民主成本，尽可能满足公民的立法知情权、参与权，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不妨借鉴一下法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美国，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通告、评论”程序，行政机关必须将建议制定的法规草案或主要内容通告公布至少30天后，才能着手制定正式法规。在立法过程中，必须提供机会让公众对立法动议、立法草案发表意见并予以充分考虑，否则制定的法规无效。倘若立法机关有违上述法定程序，公众可通过司法审查进行监督。在香港，所有法律法规出台前，不仅发布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还将立法内容印刷成小册子到公共场合派发，并在公共传媒上发布广告，征求民众的立法意见……

　　 需要强调的是，在立法日趋专业化的情形下，立法机关仅仅公布立法草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公开立法背景、立法意图等重要信息，并诠释立法所涉及的一些典型案例、生疏术语等等，如此，民众才能真正理解立法并有效参与。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协委员刘绮菲就建议，有关部门在公示法规、规章草案时，应附带立法说明或相关解释，以利市民理解立法，该建议旋即被市人大所接受。

　　 更典型的例证是物权法。对中国普通民众而言，“物权”曾是一个极为陌生的词汇，而极具专业性的物权法，又有大量复杂、晦涩的文字表述。这就难怪，物权法草案于2005年7月公布后，大批民众如坠云雾，更遑论建言献策？即便是许多积极宣传物权法的大众传媒，一开始也纠缠于“拾金不昧”之类的“偏门”，却无法深入解读物权法的精髓。此种情形下，立法机构和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渠道解疑释法，才渐渐揭开了物权法的神秘面纱。可以说，一部物权法的孕育过程，是全民参与立法的过程，也是物权知识启蒙的过程。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真正的立法公开机制，并不局限于立法文本的公开，更应是立法过程的公开。具体而言，一是要公开与立法有关的立法规划、草案文本、立法说明、背景资料，以及立法过程中的各种议事、发言记录尤其是意见分歧等等；二是要公开立法机关的立法会议，允许公民申请旁听，特别是通过网络、报刊、电视直播等方式，向社会清晰展示民意代表审议、讨论乃至争辩立法的全过程。这种全方位、全过程的立法公开，既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民众监督民意代表的立法活动。

　　 2001年婚姻法修订草案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召开联组会议，就婚姻法修订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辩论，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转播。彼时，会场内的意见交锋与会场外的全民讨论此起彼伏，轰动一时。只是，这种即时性、现场性的立法“议事公开”，还只是为数寥寥的实验，并未形成制度性的常态。

　　 在深度公开的同时，也需要在立法机关和普通民众之间构建真正的互动和互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立法草案公布后，公民究竟提出了哪些立法意见，这些意见是否被采纳，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何在等等，既未及时披露，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许多民众难免抱怨“说了也白说”，这也是一些立法草案公布后参与度过低、仅能征集到数百甚至数十件公民意见的一大根源。

　　 这种“重征集、轻处理”的状况，近年来已有了很大改观，一些与民众利益有关的法律草案公布后，经立法机构归纳整理，除了供立法审议时参考，也通过大众传媒及时公布。而在物权法等法律草案公布后，立法机构也对公民意见集中的一些条款集中作了回应，简述了修改或不修改的理由。不过，要真正构建起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公民立法意见征集、整理、公布、反馈机制，仍有许多细节之处有待改进。比如，立法机构披露公民立法意见时，还只是简单地归类和列举，大量使用“有的认为”“很多人提出”之类的模糊用语，应当追求更为精确的量化统计或民意比例。而立法机构回应公民立法意见时，也大多是泛泛而谈，应当尽量做到针对公民个体，实现人人有反馈，并与一些热心参与、富有卓见的“积极公民”建立经常性联系，为其提供立法座谈、立法听证、旁听或列席立法会议等更多的参与渠道。

　　 最为关键的是，公民对立法的知情和参与，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和民主程序，应该得到立法机关的真正尊重，并成为其自觉奉行的立法理念，而不是形式主义或“政治点缀”，更不应当用来“民主做秀”。

　　 法律草案“全公开”，带来的是立法民主化的一个新起点。因为是起点，变革仍在路上，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