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4月20日，主要媒体披露的一条消息，令所有关注中国民主法治的人们为之一振。该消息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日前已决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同一天，已经过一审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正式公布。5月5日，消防法修订草案亦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今年3月才履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法律草案全公开的“立法新政”无疑是历史性的突破。而这样的突破，既需要往前追溯其日积月累的精神渊源，也需要洞察其对于当下立法的现实意义，更需要继续回答“如何公开”、“公开以后怎么办”等未竟问题。而这些前因后果，也正是本文的主题所在。

从个案公开 走向常态公开

　　 “全民立法”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1954年，其时，新生的共和国公布第一部宪法草案，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但其后云谲波诡的历史风云，令国家法治遭受重创，民主立法的萌芽也无疾而终。直到1982年，劫后重生的中国制订第四部宪法时，“全民集智”的立法大门才重新开启。

　　 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则故事是，1982年宪法草案公布后，内蒙古呼和浩特制锁公司普通工人王银祥寄出了一封写有4条修改建议的信件，第二天，王银祥担心普通邮路太慢，又向立法机构发去了一份近两百字的电报，为此花费了当时四分之一的月工资。二十多年后，笔者参与的一部涉及82宪法的纪录片再次将王银祥纳入视野，当央视摄制组费尽周折找到王银祥时，当年28岁的热血青年已成了年逾五旬、两鬓染霜的下岗工人，尽管生活得并不如意，可追忆往事，王银祥依然充满自豪，当年的激情之举，成为他最珍视的人生经历。

　　 自1982年宪法后，在其后十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行政诉讼法、集会游行示威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先后开门立法。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后，则掀起了一个立法公开的高潮，1998年该届人大成立的第一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案、合同法等3部法律草案接连公诸于众，而2001年年初公布的婚姻法修订草案，更是激发了上至90岁老人、下至13岁孩子的立法参与，围绕着新婚姻法所涉及的诸多敏感问题，保守学者与激进专家、传统平民与前卫阶层、新新人类与道德卫士、“性解放”信奉者与“包二奶”受害者等各色人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思想辩论，成为轰动一时的立法奇观。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运行的五年间，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修订案等4部法律草案先后公开征求意见，这不仅沿续了立法民主化的改革精神，而且公众参与的水平亦今非昔比。可资佐证的是，物权法草案公开后，高温不退的公众讨论始终伴随着曲折多变的立法进程，其间还穿插着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意识形态大辩论，这些来自民间的思想力量，最终滋养了物权法的成长。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后，更是引发了中国立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一场立法博弈，劳资双方及其代言人、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纷纷介入其间。立法机构所收到的十九万多件立法建议，更是创下了中国重建法制后的新纪录。

　　 追忆起来，改革开放后的五至十届全国人大期间，虽然实验了14次“全民立法”，不少还轰动一时，但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立法，历届人大任期内均未超过4部，有的甚至是空白，这与历届人大通过的数十部乃至上百部法律形成了强烈反差。正因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草案全公开举措，令人备感意外之余，旋即引发如潮好评，舆论和公众普遍将其视为新一届人大的一次精彩亮相，是加速立法民主化的里程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