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代表的流动性太大。”据义乌人大有关人士披露，进入上一届义乌市人大的11名农民工代表，5年内已走了五六个，其中有一个当选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义乌。而2002年进入义乌各乡镇人大的18名农民工代表，也有3名不辞而别。

　　记者试图联系这些代表，了解他们对人大代表职务的理解，以及离开义乌时的心态。但义乌人大相关人士却爱莫能助地表示：“他们离开义乌时根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找不到他们。”

　　有调查显示，时下劳动关系的动态化、市场化、复杂化，造成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钟点工等工种，工作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一些农民工在经济发达地区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后，又回到家乡或到其他地区自行创业，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农民工的流动性。尽管这一现象符合市场规律，却对要求“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代表履职提出了最大挑战。

　　难怪有人质疑，如果农民工代表“失踪”的情况反复发生，岂不是浪费了代表名额？“这可是本地人口让出来的代表名额。”义乌人大相关人士无奈地表示：“对于这些不见踪影的农民工代表，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他们的去向，认定他们确实离开后，才能终止他们的代表资格，而这要耗费我们许多人力和精力。”

　　与“失踪”现象相比，农民工代表是否具备合格的履职意识、素质和能力，也令许多人担忧。

　　一些农民工代表在任期内不辞而别，至少已证明他们的代表履职意识十分淡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农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大都只是将代表身份当作一种荣誉，甚至看作是上级领导的“恩赐”，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大代表应该承担的职责。此外，一些农民工代表、尤其是一些进入乡镇人大的农民工代表的学历普遍不高，对国家法律政策、人大工作基本常识极为陌生，缺乏基本的履职素养。再加上一些农民工代表本职工作繁重，无暇履行代表职责、提高履职能力，这些都影响了农民工代表的履职效果。

　　鉴于一些农民工代表流动性大、履职能力较弱的实际状况，义乌市人大常委会总结经验得失后，在推举农民工代表时，开始转向“稳定化”、“精英化”的道路。

　　据统计，进入上一届义乌市人大的11名农民工代表，主要以企业的中层或基层人员为主，到了这一届，已有近十名农民工代表变成了经理、董事长等高层人员。据义乌人大相关人士介绍，这些外来精英人士在义乌工作多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多年，家庭成员也已迁居义乌，有的在义乌还有企业和投资项目，他们流动的可能性极小，一般可以认定为已在义乌扎根。“将这些人推选为人大代表，可以减少因流动而增大的选举成本。而且他们素质高，眼界开阔，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很强。”

　　可以验证相关人士说法的一个例证是，1999年就到义乌创业的浙江顺时针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黄娣，自从当选市人大代表后，就义乌小商品市场建设、文化大市建设、外来人员市民待遇等热点问题，在义乌市人代会上提出了多项有分量、有主见的议案，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不过，“精英代表”逐渐替代“底层代表”的变化，也引起了不少非议。底层打工者是外来人员的主体，现在代表农民工进入人大代表行列的却多为高管人员，其中一些还具有老板身份，本身就可能与底层农民工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怎能确保反映底层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又怎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代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