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时尚，还是传统

　　网络的高科技特性，使得它披上了与传统民意渠道迥然不同的时尚色彩。而这一民意通道的快速扩张，又不由人不产生这样的联想：网络是否会成为绝对主导的民意通道，甚至完全挤占了传统民意通道的空间？

　　有人将网络比喻成民意的“公共汽车”，上下车方便，能灵活反映民意。不过，网络民意表达的开放性、便利性固然让人推崇，但显然不必过分渲染网络沟通的优越性。因为网络这一民意通道毕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比如网上一些“民意”宣泄有余、理性不足等等。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有九分之八的民众并非网民，处江湖之远的基层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更是离不开传统的民意诉求渠道。

　　从“基层信访”到“政府信箱”，从“市长热线”再到“网上问计”，时尚的网络民意渠道尽管异军突起，但是传统的民意渠道仍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可资佐证的一个范例是，今年4月，河南商丘市从市、县级部门直至乡镇，一万多名各级干部与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受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可以想象，参与此次官民互动的公众，大多数都是无法利用网络的底层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当政府与大众沟通不畅时，各个层级的官员所做出的求变努力值得肯定，但是民意平台的变化对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传统的民意收集手段往往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对于网络覆盖不到的角落和群体，势必还需要通过传统方式去征集民意、体察民情。可见，只有当时尚与传统这两类民意渠道并行不悖，各显功力，才能拉近庙堂官员与江湖草民的情感距离，让“公共意志”与民间意愿的“对流”更为顺畅。

尊重民意乃执政之责

　　2006年的“彭水诗案”，让人们对网络舆论的力量刮目相看。当年9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沁园春·彭水》而大祸临头，先是因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然而当网络披露了这起事件后，立刻引发了网络声讨的怒潮。鉴于民意汹涌，中央高层随后对此案作出重要批示，相关调查组亦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终，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被免职，秦中飞无罪释放，并获国家赔偿。

　　而在前不久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尽管事情已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然而在中央对此作出批示之前，山西省政府甚至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下级的任何汇报。一些地方官员对网络民意的漠视，令一直高度关注网上反应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极为震惊，他坦言：“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

　　很显然，这些与网络民意有关的新闻事件的发生，催动着官方建立快速的舆情收集和处理机制。正如毛寿龙教授所言，公共性的信息收集，单靠行政官员“点”式的浏览或交流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够激活专门的信息系统与机关的发展。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于幼军总结出了这样的教训：今后一定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民意表达，各部门要提高在网络时代快速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湖南等地，有关机构每天都在网上收集与本省有关的重大报道和热点信息，然后择要送交高层官员，以作决策参考。

　　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官员而言，眼下的一项紧迫任务当是建立民意收集和处理的长效机制。只有利用好新兴和传统的两条民意通道，从运动式征求民意的仪式中解脱出来，并把尊重民意、吸纳民意、敬畏民意当成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义务，才能真正畅通民意渠道，也才能真正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