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依据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出具司法解释，北京市高院的这个通知不能成为下级人民法院判案的依据”。陈律师说，宋庄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画家聚居地。画家们初来时，受到了村民的欢迎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村民因看到房屋价值提升，在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公开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这样的行为得到法院的支持，无疑是对背信弃义行为的鼓励。

　　“法律已经明确赋予了农民有处分私有房屋的权利，可是国家非要在房屋卖给谁这个问题上加个政策框框。”王立则说，“其实这些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为了保护农民的房产，但实际情况却是造成了大量宅基地农房的闲置。”王立则曾对宋庄的农村房屋利用率进行调查，“一个家庭，长辈去世了，房子可以继承下来；子女成家结婚，又可以获得宅基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农民进城务工、有的升学进入城市，有的富裕后在城里买房……使得农民房屋闲置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少地方闲置率达3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王立则说，“农民房屋只允许在本村农民之间交易，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私下把房子出售或出租给城市居民的现象普遍发生。事实证明，这也是盘活闲置农房的最佳选择。”

等待“三赢”审判

　　除了李玉兰的案子，其他12起房讼案至今没有宣判。

　　宋庄像以往一样平静，但画家们的心态却没有了昔日的泰然。一些买了房的画家无法安心入住，“虽然现在没上法庭，但不敢保证以后不被告啊！”而打算买房的，也踌躇不前，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最终的审判结果。

　　同样在等结果的还有村民。把王立则诉上法庭的张建立不明白法院为什么这么久还不给个说法。他告诉记者，当初卖房子是因为着急用钱给母亲治病，如今孩子大了要结婚单过，自己没地方住，才想要收回房子自己居住使用。“当初我不懂法，才让画家钻了空子，现在我知道城里人不能买农房，我的房子能要回来，肯定能！”

　　谈到“讨房”是否违背做人的诚信原则，张建立说是有点不妥。“但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不因我的诚信不诚信而改变。我希望也有人站出来为我们农民说说话，我们就应该吃亏么？”当记者问到补偿费用的问题时，张建立说适当多退一点钱可以，但高额补偿肯定不接受，“我将保留上诉的权利”！

　　王立则说，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很关键，很多村民都在持观望态度，一旦画家败诉，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类似诉讼。“是画家的出现盘活了村民的闲置房产，带动了整个宋庄镇的发展，如果因为诉讼而使画家离去，画家村又如何存活呢？”据了解，由于诉讼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使针对宋庄的几亿投资项目搁浅。“其实这些诉讼的出现不仅伤害了画家，也损害了宋庄农民的长远利益”。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许志永为李玉兰的上诉提供法律帮助，并就此案在宋庄对卖房农民进行生活状况调查。“如果这个案子画家胜诉，将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突破。”许志永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农村房屋交易的频繁，以成员资格和身份关系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的交易主体，要求打破阻碍交易的身份关系。当一个农民迁出其所在的村庄时，需要自由地交易自己的房屋和土地。此时如果限制其交易对象，不仅给交易徒增困难，而且导致农民获益大大降低。那种认为一旦给农民土地他们就会轻易卖掉从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通过调查我们可以证明，那些出售房屋的农民，往往是在有了更好的居所之后才作出售房决定的。农民比其他人更懂得珍惜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他们会理性地处分自己的私有房产，也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其实画家们也舍不得离开宋庄，除了花钱修建住房外，我们在此的艺术投资和感情投资的价值更是难以衡量。”说这话时，王立则一直站在一幅大幅油画前，一整面墙的画板上，阴云密布，一头大牛带着一头小牛孤独地站在广袤的土地上，画板前一道粗壮的铁锁链将画面“锁住”。

　　“前段时间已经有三百多位艺术家寄了联名信到有关部门，请求出台相关政策平息房讼纠纷，宋庄镇也在以积极的态度协调此事。我们都盼望这场诉讼能以画家、村民、宋庄镇‘三赢’的局面收场。但是这个案子带来的思考是深远的，如果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没有改变的话，只能像这画中的牛一样，永远被铁锁禁锢，无法突破。”王立则的眼光定格在油画中土地的边际，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