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民主与法制社正式派出记者高向东到湖南采访。在高向东的印象中，刘德胜当时的身体非常虚弱，整个采访过程中他都是强打精神，经常说着话就得躺下休息一会儿。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高向东向刘德胜道别，他已经躺在床上开始打点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以微笑点头向高向东示意。

　　不久，《民主与法制》杂志2004年第24期刊发了题为《一位癌症患者在维权路上蹒跚而行》的文章。刘德胜在看了这篇文章后，在自己的回忆材料中写道：从文章中，我深深地感到民主与法制社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司法保护，而给予深深的关注和同情，这种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民主与法制社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如此认真负责地对待，这才是真正落实“三个代表”“以人为本”最好的体现。这些让我这个在维权路上备受煎熬的重病之人，感到欣慰。

　　湖南省检察院的抗诉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2004年8月17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再审宣判，刘德胜再次败诉。“再审连原一二审认定的环境污染的事实都不承认了，给我制造了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刘德胜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的再审判决书后，刘德胜不忘告知张学义和高向东判决结果。在信中，刘德胜说虽然他在血泪之作《漫漫维权路，看法制进程的艰巨性》中，已经知道要真正实现法制社会的艰巨性，但维权如此之难，还是让他始料不及。

　　此后，由于长期为官司奔波劳累，耽误了治病。在官司第三次败诉后，癌细胞这次转移到了刘德胜的直肠，连大便都困难。这样下去，刘德胜会被活活憋死。而作手术摘除直肠瘤有可能导致癌细胞扩散，同样非常危险。在痛苦的抉择后，刘德胜的家人含着泪把他送上了手术台。

　　直肠瘤摘除了，刘德胜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他又坚强地从病床上爬起来，到处申诉。

　　2005年11月，刘德胜给张学义打电话，说他所住的小楼，去年又有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患上了肾瘤。虽然农机局检测站在2003年7月搬走了。但是2005年7月，又搬回该院了。 这让张学义感到愤愤不平。他在将刘德胜的申诉材料进行整理后，连同这个案件所有的法律文书，以及社发内参、公开报道一股脑全部寄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他相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此事上一定会有所作为。

　　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再次对刘德胜案进行抗诉。而此时，刘德胜因癌细胞扩散至全身，只能在病榻上煎熬度日。 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民主与法制社，他嘱咐郑宏珠一定要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寄到张学义的手中。

　　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复印件，张学义为刘德胜的案件再次“柳暗花明”感到高兴。2006年10月，刘德胜忍着病痛用虚弱的声音给张学义打电话：“我最近身体状况特别不好，恐怕等不到开庭那一天了。谢谢你们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张学义的眼睛湿润了。

　　2006年11月，刘德胜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展示着顽强的执着和坚韧的性格。每次化疗的时候，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吭一声。到最后，由于严重水肿，他连坐卧都困难，为了减轻痛苦，他只好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从床上下到地上，然后又艰难地再爬上病床。11月20日凌晨，刘德胜再也无力下床了。他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所有追求和不平，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两个月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德胜诉吉首市农机局污染损害案开庭。原告席上坐着的人这次换成了刘德胜的爱人和两个女儿。

　　无论发生在吉首市农机局家属院的环境污染案结果如何，这注定是一起悲壮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