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曾表示：“我们期望中央能够赋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权能，比如说执法部门的垂直管理，比如说在环境事务上协调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比如说在立法上加强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和大幅提高罚款额度等。”

　　200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都曾建言,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提高政府环保机构的权威和地位,并使环保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如果实现垂直管理，那么就不会再出现有的地方政府领导甚至用“挪位子”、“摘帽子”、打板子等手段，直接干扰环境执法的现象。

　　丹尼尔·杜丹德说，美国的法律是让环保当局来执行国家的环境法规，环保局有权力要求州政府、地方政府甚至要求军队来执行环境法规。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军队的训练基地，没有合适地处理它的废物，联邦环保局甚至有权力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处罚。

　　丹尼尔·杜丹德认为，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是：要非常完整地建立起“游戏规则”，这点特别强调的是法律的环境，这些规则可以让不同的利益者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责任界定，告诉给企业他们的环境责任是什么，告诉政府应当如何来处理这些企业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

　　潘岳对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进行听证的意图很明确：圆明园工程的听证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场引人注目的听证会所表明的程序正义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是要扭转目前这个局面，告诉大家游戏规则是什么。”

　　潘岳在文章中提到的七项关于环境新经济政策，在国内外学术界、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但是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国家环保总局的实际权力很小，所以有些问题可以借助“限批”、“风暴”促进解决，而目前上述问题无法“借助”，只能靠“联手”或整合。

　　上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在潘岳看来，中国目前的环保事业早已不是处在一个宣传教育的启蒙阶段了，而是进入到一个利益博弈阶段。“影响中国环境问题最大的因素，就是不法商业利益与错误政绩观的特殊利益结合。如果要真正遏制住污染就得对他们釜底抽薪，用环境经济政策来制约污染环境的不法商业利益，用经过修订的绿色GDP指标来扭转错误的政绩观。”

　　这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从制度上明确、从法律上规范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应该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然后才涉及到环保部门如何获得更多的权力去贯彻制度政策、执行法律法规。执法部门的垂直管理、协调各部门的权力、加强执法的力度等不过是保护环境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