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灾难性的变化让霍岱珊放弃了记者的职业，成了一位民间的“淮河卫士”。十年来，霍岱珊获得了很多荣誉，今年8月24日，他当选2007首届中国生态小康论坛年度评选“十大贡献人物”。按说应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对于霍岱珊来说，如果让他在大奖和淮河水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后者。

　　作为治理污染的第三种力量，本着“参与、关注、改变”的宗旨，霍岱珊认为，要建立共同参与机制。把焦点落实到每一个排污口，实行公共监督的实时监控，打破属地局限，树立流域观念，使监控散点分布，覆盖整个流域，形成网络全面治理；要张扬法制，打掉地方保护的伞盖，用法律法规来制约违法排放的企业。

　　霍岱珊现在有了“环保直通车”，他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写信给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司长陆新元，也可以给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秘书打电话，没有障碍，他们称他是“环保总局放在淮河上的一双眼睛”。

　　霍岱珊现在主要从事“拯救淮河希望工程”的工作，一方面是监督被污染的河，另一方面是救助被毒害的人。曾被人比喻为与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的他说，环保，是一项理想化的事业，靠的是激情，是信念，是永不绝望的精神。

唯经济发展的后果

　　霍岱珊说，淮河“十年治污一场空”，因为，治理淮河污染一直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象打错了。“十五小”（小造纸、小制革、小农药、小煤矿等）固然污染环境，但是规模小，对淮河构不成致命的威胁，若淮河已经死亡的话，那就是大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放污水杀死了这条河。而大企业正是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支柱。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撰文指出，30年来中国的改革历程，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从中央向地方“放权让责”的利益调整过程。通过向地方分权进而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改革模式，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目前传统财税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靠GDP，“短期行为的决策导向”必然决定他们力争“任期内效益最大化”。他们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在潘岳的绿色中国理论中,他认为中国应是可持续的、和谐的。在他看来,过去20多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经济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走的是唯经济道路。在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给决策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要扭转单纯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政绩的局面，就必须有一套坚实的制度去支撑，绿色GDP就是实现转变手段之一。

　　美国环保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杜丹德认为，绿色GDP这个概念是非常强有力的，只追求经济利益并不能够代表我们整体的社会财富，比如不包括环境本身的财富，也不包括健康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在中国，我们想让这种体制使地方政府官员不光是靠经济发展来提高他们的政绩，也应该评价他们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