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走后，我曾多次催他把欠下的25万元借款还给我们公司。他答应了，但迟迟不见动静。我想，儿子肯定有难处，当父亲的不仅不能替儿分忧，还这样一逼二催，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就放缓了“讨债”的力度，将剩下的25万元空挂在我们公司的账上。

　　2002年，我们公司改制，这25万元一直在账上挂着不合适，怕改制后出问题。我就给我们公司的一个供货商打电话，让他开具三张共25万元的供货发票。拿到发票后，我在上面签了字，然后交到财务入账，让财务会计把20万元再汇到开具发票的供货商手里，通过他再把钱汇到我儿子留下的账户上，以此冲抵了他欠的20万元借款。另外欠的5万元，我就用他公司的家具和电脑等物品折价冲抵了两万多元，自己又替他交了两万多元的现金，才算把这个“窟窿”补住。但我整天忐忑不安，这是违法的，总有一天会被揭穿，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舐犊”情深，为了儿子，我就冒冒这个险吧。

　　刚把大儿子的借款理个头绪，小儿子又张嘴说他没事可做，要自谋职业，想买车，供人结婚租用。对于小儿子，我有些偏爱，这可能是所有父母的通病。只是，我把这种“通病”大而化之了。所以，当小儿子刚提出要买车，我就很爽快地给予了支持，拿出两万元交给他。当然，这钱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在我们公司财务上借的。后来，因为换了几次车，小儿子手头又缺钱了，就找我要钱。我表面上很严厉地教训他要勤俭节约，别乱花钱，但内心却没有阻止他。就这样，两年间，我打借条从公司财务陆陆续续借出17.8万元，用于满足小儿子玩车的愿望，也扭曲了我的“爱心”。

为民“造福”图显名 终落法网悔莫及

　　我所在的公司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属于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二级机构，独立法人企业。公司成立时，研究所投资了8万元。公司人员以研究所委派的人员为主。由于我学历较高，又做过访美学者，阅历深，经验丰富，就理所当然被任命为公司的负责人。

　　由于研究所对公司只是宏观管理，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每年向研究所上交一定的创收任务外，其余由公司自主使用（按有关政策）。而且研究所对公司的财务不派专人管理，由公司自己决定。这在无形中，加重了我手中的权力，也“混淆”了我头脑中的公私界限。

　　2002年，公司进行改制，上级主管单位投资我公司79万余元，占33%股份。剩余的股份由上级主管单位和我公司两家的职工个人出资购买。

　　毋庸置疑，作为工薪阶层，无论是一般职工，还是部门领导，一下子拿出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改革又不能不进行，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时间，公司上下为“股”而愁。

　　我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做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多为大伙儿着想，多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不是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说吗？

　　当时的我，已被强烈的领导欲、虚荣心冲昏了头脑，为了解除公司职工的“入股之忧”，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公司领导和财务人员在公司的小金库账上借款入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