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品行，还是学问；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官：赵有生都曾堪称优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过半百，失节折腰，毁了一世清名。

　　痛定思痛，赵有生回首一生，悲恨交加……

　　在我的生活圈中，我自信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和我说话神态的谦恭，还在于他们看我时那种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钦敬之情。

　　我比谁都清楚，这种敬佩一方面来自我的为人处事，另一方面来自我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但由于天资聪慧，再加上后天勤奋，24岁时考上武汉大学，毕业后到武汉军区的一个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我回到故乡一个山区小县插队；1972年，我被分配到郑州市二七区一中工作，第二年便被调到省生物制品研究所；1979年，我考到北京医学科学院读研究生，三年后学成归来，被分配到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工作；1986年，我被公派出国到美国普渡大学做访问学者三年，回国后，任河南省理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由于成绩优异，成果显著，我不仅被委任为省政府参事，还享受着国家政府津贴。这是党和政府给我的极高荣誉，但是我却没有好好地珍惜！

吃堑不长智只为情难拒

　　我第一次动用公款的举动，是在1998年。那时，我任理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没多久。由于管理有方，公司效益相当不错，引来了许多羡慕的目光。当然，在这些目光中，也不乏一些别有所图的人，他们打着借钱的幌子，行着谋取一己私利之实。

　　开始，我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知道公司的钱再多也是公家的；手中的权力再大，也是为国家而管。所以，对于凡是来借钱的，能推掉的我尽量推，实在推不掉的，我就拿自己的工资借垫。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坚持多久，随着借钱者越来越多，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我终于支撑不住了，不得不打起了公司账目的主意。这时候，在我的心中，亲朋之情渐渐占据了上风。

　　一天，我的一位老朋友来找我，要借4万元钱办公事。刚听到这话，我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但随着话题的继续，我越来越明了他的意思。考虑到和他长久以来的交情以及工作中上下级关系，我不好拒绝他的要求。无奈，只得从财务上拿来4万元钱，借给了他。他坦然自若地将钱收起，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连个借条也不打，拍屁股走人了。

　　望着他的“坐骑”绝尘而去，我有些后悔，万一他日后不认账，这公家的钱可是从我手中借出的。但转念一想，觉得人家毕竟也是领导，不会办这有头无尾的事儿，过两天兴许就如数归还了。

　　然而，这“两天”实在太长了，我等来等去，始终不见他来还款，就委婉地提示，但效果并不明显。无奈，我只有厚着脸皮上门讨要，结果仍是无功而返。就这样，直到5年后的2003年，他才打了一张借款4万元的欠条给我，我只好把借条交给财务，任它无限期地挂在了账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