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昆明市某国企30岁的计算机工程师梅女士状告其34岁的上司对其性骚扰。梅女士诉称，自2000年以来，被告利用其担任领导职务的便利，在上班时间经常以黄色下流的语言对原告进行挑逗，甚至动手动脚。2001年9月8日下午，被告利用加班之机，企图凌辱原告。尽管原告多次向单位领导反映，最后，领导只是将原告调离计算机中心而已。在单位的袒护下，被告愈发猖狂，扬言要让原告在单位待不下去。此案最终法院认定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足，驳回起诉。

　　 ——2007年1月，北京某大学40多岁的教师被其私人秘书阿芳（化名）起诉到法院，阿芳称该教师对其进行性骚扰。阿芳称，她在被告担任负责人的资源与信息学院工作，负责被告的办公室日常管理。而这位已有家室的教师则多次对她表示好感，希望与她保持一种非正常关系，否则就辞退她。阿芳要求该教师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2007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阿芳的证据不足，驳回起诉。

　　 ……

　　 其实，“性骚扰”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立法机关的重视。为了深入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国家于2005年专门修改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并首次增加了“禁止性骚扰”的规定。

　　 “用法律的形式明确禁止性骚扰，并且规定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确实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李明舜如此评价。

特殊救济尚缺乏

　　 2005年8月，在山城重庆，发生了“幼儿园女教师诉园长性骚扰案”。当女教师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竟然发现，她根本无法以“性骚扰”为案由要求法院立案。几番周折后，法院决定以“侵害其他人身权”为由立案。此案终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起诉。

　　 从理论上讲，《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人民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程序与证据规定，均早于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没有专门针对“性骚扰”案件的审理程序和特别的证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时，只能适用普通的程序和证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