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带来的诸多弊端

　　死缓实质上等同于有期徒刑，但法律上却视同为死刑，由此带来诸多弊端：

　　第一，成为司法腐败的借口。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在法律上均评价为死刑，但何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综合判断分析，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的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故意李代桃僵，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死缓代之，而死缓名为死刑的一种，成为枉法者的有利借口。

　　第二，成为申诉上访的缘由。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法官一再向死者家属解释，死缓也是死刑，只是缓期执行。但当死者家属得知死缓只是名义上的死刑，实质上与有期徒刑几乎无异，这种所谓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刑”，就根本不能抚慰死者家属的心灵伤痛，相反，给死者家属以更大的打击与伤害，由此，申诉上访也就不断涌现。

　　第三，成为抗诉的掣肘因素。死缓名为死刑，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法院判处死缓，难以定性为量刑畸轻。而实际上，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一字之差，却关乎性命，跨越生死。当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被判处死缓，何止是量刑畸轻？但死缓的头上戴着立法赋予的死刑之名，令检察机关的抗诉显得无力。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二审中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的不在少数，但死缓案件经检察机关抗诉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极为罕见。

　　第四，沦为“留有余地”的判决。司法实践中，有的死刑案件缺乏定案的直接证据，或者证据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排除，或者控方的证据不能得到唯一结论，案件的证据标准没有达到判处死刑的证据标准，但法院迫于民愤与舆论的影响，或上级部门与领导的压力，或死者家属上访的压力，不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而判处死缓这样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死缓名义上也是死刑，但又留有改判的可能。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四次判处死刑，二审三次发回重审的陈国清等人抢劫一案，作出改判陈国清、杨士亮死缓的终审判决就是死缓发挥如此“功能”的典型。死缓成为“留有余地”的判决，使疑罪从无原则无法得到彻底实现，也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第五，给国际社会造成误解。废除死刑是世界刑法走向文明的大势所趋。但中国的死刑数量之所以造成一些国家的误读，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都将我国的死缓视同了死刑。

终身监禁是最佳选择

　　刑罚的结构应当具有阶梯性和周密性，即不能形成差距太大刑罚断层。而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就形成巨大的刑罚差距，两种刑罚没有形成良好的衔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的是犯罪分子的生命，而死缓实质上是剥夺犯罪分子十几年的人身自由，两者之间缺乏一种刑罚承前启后。所以，在死刑与有期徒刑之间需要一种过渡刑，而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是这种过渡刑的最好选择。

　　首先，终身监禁对犯罪的威慑功能较之死刑毫不逊色，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用形象的语言阐述了终身苦役刑的一般预防效果，较之死刑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死刑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固然有威慑力，但让犯罪人在劳改中度过余生中漫长岁月的终身监禁，也足以令潜在的犯罪欲念望而生畏。

　　其次，终身监禁剥夺的只是人身自由，可以避免死刑立即执行的诸多弊端。应当说，我国立法中存在大量死刑，却始终未确立这种极具威慑力的终身监禁刑，是一种遗憾。

　　为建立我国刑事立法中科学合理的刑罚结构，笔者建议，应当取消死缓，设置死刑（即死刑立即执行）、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可有条件地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样一种层次清晰、衔接严密的主刑结构，以最大程度实现刑罚功能。

　　综上所述，死缓制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当退出刑法的历史舞台。对死缓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作者工作于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