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制度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刑罚制度，有着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我国最早提出死缓是在1951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死缓制度的广泛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修订后的刑法死缓期间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死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反而弊端陈现。

　　笔者认为，死缓制度弊大于利，废除死缓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名不符实的生命刑

　　死缓名为死刑的一种，与死刑立即执行没有本质区别，但究其实质，却与有期徒刑相差无几。

　　首先，从理论上看，死缓犯不具有执行死刑的现实可能性。因为，一方面，处于监禁状态的犯人再故意犯罪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身陷囹圄，也没有再实施故意犯罪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在劳改场所高度监控环境下，犯人基本上不具有实施故意犯罪的条件，其有条件实施的故意犯罪仅限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等，而死缓犯人在明知自己两年内实施故意犯罪就必然被处死的情况下，仍然实施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犯罪，只能表明犯人但求速死的心态，而如果犯人无心改造而有心结束生命，在被判处死缓之前就有机会自杀，无需以故意伤害他人的方式来换取死刑的执行。

　　其次，从现实来看，死缓制度实行半个多世纪，死缓犯人两年内再故意犯罪的案件屈指可数。实践中，大多数死缓犯人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少数还直接减为有期徒刑，继而还可以获得减刑、假释，逐渐减下去，一个死缓犯人，服刑满十二年以后，就可能通过减刑或假释出狱。

　　综上，死缓名为死刑，但因其不具有执行的现实可能，因而完全丧失了死刑的内涵，实乃名不符实。

不具有死刑的威慑力

　　“少杀、慎杀”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而死缓一直被视为贯彻这一政策最为有效的制度。笔者认为，其实不然。死缓并不具有这一功能。这是因为：

　　首先，要实现“少杀”并不需要借助死缓制度。所谓“少杀”的核心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既然是决定了不杀，为何不直接判处自由刑？

　　其次，死缓的两年考察期毫无意义，并不能体现“慎杀”的内涵。死缓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有条件的不杀，通过两年的考察期再决定杀或不杀，以实现“慎杀”。但是，这种所谓的“考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死缓犯人失去人身自由，再犯罪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在这两年内不故意犯罪究竟能说明什么呢？

　　再次，死缓不具有取代死刑的威慑力，因而不具有“少杀、慎杀”功能。要借助一种刑罚来实现“少杀、慎杀”，这种刑罚必须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刑罚本身给犯人带来的痛苦几乎与被剥夺生命相当；另一方面，这种刑罚具有相当大的转化为死刑立即执行的不确定性。而死缓显然不具有这种威慑力。死缓犯人在缓期执行的两年中，只要不故意犯罪，就能减为无期徒刑，甚至直接减为有期徒刑。新刑法规定，将死缓犯人被执行死刑的风险降到最低。死缓犯人都知道，死刑判决，意味着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死缓的法律性质是生命刑，却根本不具有生命刑应有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