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后，刘明后悔不已。他回忆当天的情形时说，他在1978年就已经取得驾驶执照，算得上一名老司机了。在此之前，他的工作是每天上下班驾车接送单位的职工。多少年的驾驶都是出入平安。

　　“事发前一天的晚上，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因为谈得投机，一时兴起我就贪杯多喝了两盅。直到第二天早晨出车时，我感觉头脑还是不太清醒，反应迟钝，但是为了不耽误同事们上班，我带着侥幸心理上路了。”刘明说，“没想到，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交警部门及时赶到了案发现场。经交警检测，班车司机刘明确实属于醉酒驾车。因此，交警部门依法认定，刘明对事故负全部责任，遇难女子属正常行走，没有任何责任。

　　然而很快，交警部门就发现遇到了麻烦。

　　在遇难女子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和物品。按照惯例，交警部门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详细描述遇难女子的主要特征以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寻找被害人家属。遗憾的是，法律规定的60天期限过后，依然没有找到被害人家属，警方只得将被害人作无名尸体处理。

　　随后，就像处理之前曾经发生的类似事故一样，红桥交警大队按照《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替死者向肇事者索赔。

　　按照公安部《交通事故程序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交管部门应将其所得的赔偿款交付有关部门保存，事后再转交给损害赔偿权利人。”这里的“有关部门”究竟是指哪一个部门，规定含糊其辞。对于事故中的不知名死者如何主张损害赔偿，按照什么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作任何规定。

　　与此同时，刘明的家属却在催促交警部门对事故进行处理。在他们看来，如果现在不解决赔偿问题，几年后死者家属若突然出现，提出索赔要求，而保险公司又以过了理赔时效为由不予理赔，刘明将非常被动。

　　如果现在不让刘明赔偿，留待死者家属出现后由双方自行处理赔偿问题，警方“不作为”不仅会招来投诉，而且还可能被告上法庭。但如果草草结案，赔偿处理得不合理，若干年后死者家属找来了，那么警方同样面临失职。但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差，警方一时又拿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为此，红桥区交警大队民警一筹莫展。

　　眼看着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临近，警方只得将这起特殊交通肇事案移送检察机关，以期望检察机关在对刘明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能在无名死者的民事索赔问题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