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律师界感到振奋的是，2007年10月修订的《律师法》，已为解决“三难”作出了重大突破。针对“会见难”，新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到第一次讯问之日，以利律师更早地提供法律帮助；针对“阅卷难”，新法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就可以查阅控方卷宗材料；针对“取证难”，新法规定，律师凭执业证书等合法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无须再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欣慰之余，许多律师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新修订的《律师法》仍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律师执业权利。比如，在法治发达国家，警方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在场提供法律帮助，以防止诱供、逼供等情形。而在我国，不仅律师不具有“在场权”，还往往出现相反情形，律师会见当事人时，侦查人员在场监视。可惜，“律师在场权”虽经律师界多年呼吁，却依然没有得到立法承认。

　　尽管修订后的《律师法》大大扩张了律师的执业权利，但其执行力却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此前，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一些“通知”、“文件”等等，也都规定了不少律师执业权利，尽管其权利空间不尽理想，但即使是这些有限的权利，又有多少能在实践中兑现？否则，“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怎会愈演愈烈，令刑辩律师寸步难行？如今，新律师法送来的新权利会不会又是“空头支票”，不能不令人担忧。

　　曾为林彪集团主犯李作鹏担任辩护、上世纪80年代即已成名的著名律师张思之提出疑问：“法律不能仅仅简单地规定律师有权阅卷。如果通知律师三天后就要开庭，卷宗却有几十本，律师阅什么卷呢？看得过来吗？”张思之建议，对于新律师法，应当尽快制订更加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否则新增加的律师权利都可能无法落实。

　　周泽认为：“律师的权利保障不仅仅在于立法赋予了多少权利，更在于这些权利一旦受到侵犯，由谁来承担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新修订的《律师法》，还是现行刑诉法等相关法律，对于滥用公权造成“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责任者，都没有规定相应的追究机制。如此，彻底解决“三难”的前景也就不能令人过于乐观。

　　更大的隐患在于，在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执业权利方面，修订后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着不少冲突。新律师法将从2008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就意味着，如果刑诉法不能在这一时限前作出相应修改，将出现严重的执法矛盾。正因此，新律师法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早产儿”，一旦立法规格更高的刑诉法这个“老子”不及时认账它就会成为一个“弃婴”。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届时立法发生冲突，律师和政法机关又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那么以前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凡是有利于打击犯罪的理解，都被政法机关采纳。凡是有利于刑辩的理解，往往都得不到理睬。”

　　有消息表明，早在2003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就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按照原定的立法进度，刑诉法修订案应于2007年10月提交一审。但由于公、检、法三大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修法进程陷入徘徊，能否在近期加速亦未可知。

　　鉴于这样的态势，律师界的迫切期待是，在2008年6月1日这一“大限”之前，刑诉法能顺利完成修订。新律师法所培育的律师执业新权利，能够在刑诉法中再次得以确认，甚至进一步扩大。而刑诉法的修改，也应该更多体现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减少权力对法律的操控。“否则的话，当律师也不再相信法律时，律师这个职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张青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