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律师职业的最高境界是刑事辩护——这是西方律师界的普遍共识。但在我国，由于刑事辩护环境不尽理想，许多律师却不愿承办刑辩业务。随着律师法的修订，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要使刑事辩护真正摆脱困境、彻底解除中国律师界的“心病”，还须在制度层面作出更深入、更实质的改变。

悬顶之剑何时去除

　　某大城市一位刑辩律师，仅仅因为在法庭上为被告多说了几句“好话”，对法庭提了几条“不太中听”的意见，并引发了旁听席上的一片掌声，自以为颜面被扫的法官就勃然大怒，当即扣下“扰乱法庭秩序”的帽子，勒令其“滚出法庭”。几名法警随即一涌而上，将这位上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的老律师“扔”到了法庭外。

　　尽管这是个较为极端的事例，但面对法庭上强势的法官和公诉方，处于“先天”弱势的刑辩律师需要处处小心是否“说错话”、“表错情”却是普遍现实，无奈、无助乃至委屈，是他们共同体验过的心态。

　　刑辩律师最大的“心头之患”，则是1997年起实施的新刑法第306条。该条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中居然有一条为律师“量身订做”的伪证罪，这令整个律师界难以接受。而“律师伪证罪”在实践中被频频误读、滥用，甚至以“法律”的名义对律师打击报复，更令许多刑辩律师如履薄冰。全国律师协会2004年的一次统计就表明，当时已有两百多名律师因涉嫌触犯“刑法第306条”被追究，但除极个别确实有违职业道德外，99%最终都被无罪释放。典型的一起悲剧是，一名昆明律师因“伪证罪”蒙受两年牢狱之灾，尽管二审法院宣告其无罪，但该律师出狱后心灰意冷，出家一了百了。

　　巨大的执业风险，令许多律师对刑事案件退避三舍。有调查表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律师一年都不承接一起刑辩业务，而在区县一级，不少地方有一半左右的刑事案件请不到律师辩护。更说明问题是在律师界流传甚广的一段黑色幽默：“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自己就到看守所报到吧！”

　　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当下刑辩律师的困难处境，一大根源是缺失律师刑事豁免权。所谓律师刑事豁免权，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表的与履行职责有关的言论，不受刑事追究。联合国有关文件和许多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都明确肯定了这一律师专有的权利。

　　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主任阎建国认为，在中国，确认律师刑事豁免权有着特殊意义。“一方面，可以增强律师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避免控方因权力过大而轻易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刑事豁免权能使律师全力以赴执业，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