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关的规定有不尽明了甚至相互冲突之处，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这一类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实施，不能随意委托给其他组织和个人行使。因为这类职权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势必会对公民形成潜在威胁。由此推及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抚州脱逃案”，从严格意义而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应当视为公安机关的专有权力，委托给保安公司行使并不妥当。在这一案件中，玩忽职守的保安人员固然难辞其咎，但随意委托的公安机关似乎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行政委托实践中，除了委托权限极为混乱外，对于行政委托的后果、责任等等，也存在着巨大争议。在现实生活中，接受委托的协管员在工作过程中与他人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究竟是按照妨碍公务处理，还是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常常令人左右为难。更加出轨的是，在不少地区，治安协管员不仅负责日常巡查，而且还承担着“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任务，甚至在公安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木棒、铁棒等执行任务，混乱中打伤犯罪嫌疑人甚至“误伤”无辜群众的事情时有所闻。如此情形下，治安协管员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受伤公民应当向谁索赔？能否申请国家赔偿？诸多的疑问，进一步加剧了行政委托的迷乱。

　　有学者认为，依据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接受行政委托的组织的执法行为和后果，理应由进行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不过，现实中的情形往往是，一旦行政委托发生冲突或“误伤”事件，一些政府机关往往以“当事人不是公务员”、“当事人是临时工”等借口来推卸责任，如此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更易激化矛盾。

亟待规制

　　需要警惕的是，在行政委托不断扩大的情形下，一些公务员、执法人员借助协管员这条“腿”，开始自动“升级”为草拟文件、开具罚单的“包工头”，出现了公务员“偏爱”大企业、精英人士，协管员“管理”小企业、底层群众的苗头。公务员的“贵族化”，直接加剧了“官本位”的观念和“行政不作为”，这与建设法治型、服务型、高效型政府的目标，无疑背道而驰。

　　有学者指出，行政委托之所以出现诸多乱象，根本原因是公共权力的委托缺乏明确、严谨的规制。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对此出台了有针对性的规范，颇具代表性的是《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执法六项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交通协管员参与交通管理，必须做到在交通警察的带领下开展工作，不得单独上路值勤，严禁交通协管员执罚，严禁着人民警察制服，佩带人民警察标志。违反上述规定者，予以辞退。”

　　有专家指出，在完善立法、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委托的行政机关也必须对受委托者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当前迫切需要明确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和责任，并且严厉追究不履行监督职责的行为，如此才能有效控制随意委托、推卸责任等现象。有专家进一步建议说，行政委托与一般的民事委托不同，应当有更加严格的程序规范。一般而言，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委托时，必须制作委托书，载明具体的委托事项、权限范围、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期限等等，这样有利于在出现问题时分清是非，辨明责任。

　　此外，行政委托还应随时接受各级人大、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以人大监督为例，各级人大可以运用法定职权，撤销不适当的行政委托行为。人大代表也可以通过提交代表建议等方式，对公众反映强烈的行政委托现象提出批评，并敦促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办理。

　　在现代法治社会，分权和公共权力社会化是一个重要特征，将国家公权委托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组织和个人行使，既可以提升社会自治水平，又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但问题是，究竟何种性质的公共权力可以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委托如何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如何防止公共权力委托后的不当行使等等，这些，都是未来行政委托实践无法回避、亦需妥善解答的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