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预算草案一经人代会通过就不能改动，政府官员只能按部就班“照单点菜”。正因此，泽国预算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已开始在实践中呈现。以招待费开支为例，记者两次到泽国采访，都切身体会到了政府一切从简的招待方式。与泽国镇政府有过多次合作的一位学者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向记者透露：“现在明显感觉到公务用车少了。我们很多时候去镇政府都没有车来接，都是自己打出租车去，吃饭一般也都在镇政府食堂里。”泽国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现在连打印使用的纸张，各部门都要精打细算，防止超支……透明预算带来的改革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次”的生命力有多长

　　“第一次否决”“第一次恳谈”“第一次预算百分百透明”……“泽国实验”带给人们诸多惊喜。然而任何改革都带着不确定的风险，泽国的诸多“第一次”，究竟是昙花一现的“第一次”，还是一项新制度诞生的前奏？究竟是人走茶凉前的“第一次”，还是改变政治生态的开端……诸多的“第一次”，留给了人们诸多的思索和疑虑。

　　近期以诸多“民主新论”引发舆论热议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者俞可平指出：“一种地方政府的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披露，“参与式预算”将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设想，2009年将再增加两三个乡镇参与试点，由此实施“参与式预算”的乡镇将占到温岭乡镇总数的70％以上。尤其重要的是，“参与式预算”不仅横向拓展，还开始了纵向“升级”。根据计划，温岭市政府的教育、城建、交通、农业等主要部门，都要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今年1月，温岭市交通部门的预算编制，已经率先引入了民主恳谈的形式。

　　郎友兴教授分析说：“‘泽国试验’理念上并不复杂，技术上也没什么难度，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复制，关键在于地方官员是否真正拥护与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如果有了这些执政理念，那么，与‘泽国实验’类似的其它改革实验同样会出现并成熟起来。”

　　当然，就一项新生的改革而言，“泽国实验”还有很多未解问题和改善空间。比如，民众代表与人大代表的互动，如何才能更加经常、更加紧密？通过随机抽取方式所产生的民众代表，是否一定具有议政热情和议政能力？预算草案如果在人代会上被否决，应当如何应对？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民众代表的预算恳谈，如何才能组织得更为有序、更富成效……所有这些疑问，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解答。

　　“泽国试验”还在路上，但没有人怀疑，只要坚持公共预算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泽国试验”之路就会越走越宽。

【相关链接】公共财政预算体制、人大预算监督的历史演变／本刊记者 阿计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公共财政预算体制经历了三个时期。自建国后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预算只是计划的反映，计划委员会是“核心预算机构”，公共财政、民主预算的理念付诸阙如；1978年至1999年是预算改革的过渡时期，尽管计划体制已经衰落，但由于预算控制机制的缺失，预算并未成为有效的财政约束工具，资金分配权则被各部门肢解，以至财政不透明、低效率乃至财政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极为严重，此间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厅长因滥用财权而落网就是典型的例证。从1999年起，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财政改革，开始将改革重点转到支出管理，并侧重于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推行部门预算改革，即强调政府预算以部门为基础进行编制，这一波改革，被普遍视为中国构建现代公共财政预算体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