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罔顾公众知情权、漠视公众安危的欺上瞒下勾当，在重大矿难、食品中毒、药品安全等事件中屡屡上演，几成“常规节目”，其背后正是对“官本位”的迷恋。而至今尚未平息的陕西“华南虎照”风波，更是隐现着一条深不可测的利益链条，直接拷问着政府公信力等大命题。

　　有理念的滋养，方有实践的果实。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一部行政法规并不足以完成一场深刻的变革，真正的革命应当产生于政府观念层面，让各级政府和官员都走出“秘室政治”“暗箱行政”的思维囚笼，习惯于在镜头下施政，而这，不仅关涉政府信息公开的成败，也决定着国家行政民主、政治民主的未来。

知情权并非天上馅儿饼

　　2006年5月，一位叫马骋的公民引爆了一起特别诉讼。身为解放日报记者的马骋多次到上海市规划局采访，要求了解一些规划信息，却屡屡遭拒，马聘为此将规划局告上法庭。尽管此案最后以撤诉告终，但仍以“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载入史册，并被视为“寻求新闻采访权司法救济的一次尝试”。

　　数月过后的2007年1月，郑州市规划局亦被推上法庭。原因是，该规划局批准一家公司在市区道路上设置了三千多个咪表停车位，造成出行不便，并引发部分市民“规划违法”的质疑。市民任国胜多次到规划局查询相关的规划许可文件，均被以“档案不对个人”为由拒绝，任国胜最终走上法庭，主张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

　　有为知情权走上法庭的勇敢公民，也有为知情权不懈呐喊的专家学者、公益人士、民意代表等等。2007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高家伟向交通部部长李盛霖发出公开信，要求交通部公开每年的养路费征收和使用情况。正是这一插曲，使得当时争执不下的“养路费风波”有了新的思考点，并触及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层；前几年广东人代会掀起的“预算风暴”，人大代表要求政府“玻璃钱柜”、“透明预算”的呼声，究其本质乃是捍卫纳税人的知情权；今年上海“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亦开始追问私车车牌拍卖收入的去向，质疑是否真正用于交通改善。此前，上海私车车牌拍卖已实施多年，价码节节升高，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铁皮”，但这笔巨额费用的收支状况始终是个谜。代表、委员的此次行动，最终推动上海市长韩正出面公开承诺：今后“土地出让金、私车牌照拍卖收入等各界普遍关注的公共性资金必须公开”；而在迄今尚未平息的“华南虎照”风波中，由网民、学者、公益人士、媒体记者等共同掀起的民间打假行动，更是凸现了全社会渴望、追求知情权的集体意识——民众可以容忍政府“犯错误”，但决不能原谅政府“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