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在一些公共政治极为成熟的国家，推行政府信息公开也并非易事。比如，美国早在1966年就开始实施《信息自由法》，却遭遇重重阻力，直至八年后通过法律修正案，信息才真正“自由”；英国2000年就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却经过长达5年的准备期才付诸实施……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起草人周汉华分析说，信息公开将约束政府权力，“而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主动受到这种约束”。

　　与英美等国相对开放的文化传统相比，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保密文化传统的国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官场训条曾奉行了数千年，并牢牢固化成一种惯性思维，官员们谨记“言多必失”，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而政府信息公开恰恰是对这一传统管理方式和治理理念的彻底颠覆，其阻力可想而知。

　　典型的一例是，备受期待的绿色GDP信息原定于2007年3月向社会公布，却拖宕至今无声无息。原因就在于此举遭到了许多地方政府的竭力反对，并搬出“损害投资环境”“阻碍产业发展”“影响社会情绪，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等诸多吓人的大帽子，最终使这项环保“阳光之举”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

　　有调查表明，尽管一些地方早就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规、规章，但很多条款都停留在纸面上。原因就在于“人治”代替了法条，不少政府机关乃至官员仍将政府信息视为“私有财产”，是否公开、公开多少，完全凭一已好恶，甚至必须由“一把手”之类的领导点头把关。

　　据知情者披露，广州市在2002年11月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几个月后就遭遇“非典”疫情，按规定应当即时公开，但当地政府却“违反”了亲手制定的规章，因为它无法对抗更高的指令。

　　在其后几年的哈尔滨水危机、“欣弗”药品事故等公共事件中，“长官意志”编织“善良的谎言”、试图左右信息公开的荒诞剧，仍在不断上演。

　　而当政府信息与考核指标、官员政绩乃至乌纱帽相挂钩时，一些政府官员更是难以遏制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乃至编造谎言的本能冲动。典型者如崇州食品中毒事件，2006年9月，四川崇州市实验小学爆发群体性腹泻、呕吐，市内各医院人满为患，当地政府对外通报“45名学生肠胃不适”，而记者实地采访却发现，仅住院的患者就有两百多人。据知情者透露，崇州官方之所以“遮遮掩掩”“缩水公开”，是因为受害者一旦超过百人，当年政府考核就会被“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