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并非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而是将其视为“统一宣传口径”“维护政府脸面”的工具。某地政府官员就坦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为了对付外地媒体对本地的负面报道。

　　如此定位，必然导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变异。于是现实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些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的都是经过严格过滤、“有利政府形象”的信息，而且要求媒体“不得超范围报道”。一旦有独立调查的媒体自行披露了更多真相，就会动用新闻发布会这一强有力的平台大加“澄清”，“消除”其“不良影响”。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和部门每逢新闻发布，还会提前召集相熟的“御用”记者，预派提问任务，划定“宣传禁区”，一旦有“不听话”的记者触碰了“敏感”话题——哪怕是客观有益的报道，也会动辄以取消采访资格等手段相“处罚”……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以新闻发言人的话语权控制媒体和公民的知情权，使一项初衷良好的制度创新沦为扼杀批评、封锁信息、控制舆论的“挡箭牌”。

　　更为极端的例子是近期发生的“雪灾论战”。2008年2月，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在政协会议上批评铁道部应对雪灾不力，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随即作出回应，批评郭锡龄“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还严词质疑雪灾时“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并声称“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并不为广州领导层认可。

　　雪灾论战”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亦是今年“两会”上的热议话题。舆论普遍认为，即使郭锡龄的观点有待商榷，也是行使政协委员正当的批评建议权，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心平气和地回应，而不应嬉笑怒骂，这种讽刺挑衅甚至施以“政治压力”的情绪化做法，暴露了一些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素质低下和傲慢心态，更暴露了对民主政治的无知。

　　种种迹象表明，尽管政府网站、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都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必备平台，但如果误读其价值定位，“过滤性公开”“控制性公开”“缩水型公开”就会大行其道。如此，这些改革措施恐怕会蜕变成又一轮“形象工程”，而公民知情权也只能滞留于“观赏性权利”。

重在政府观念嬗变

　　有分析认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已大大降低了信息公开的成本，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并不存在着技术上的障碍，真正的阻力来自政府观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