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些“敏感”事件中，也让我们见识了政府更为开放的姿态。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骚乱事件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很快召集由17家国外和港台媒体组成的采访团，赴拉萨实地采访，向世界公布真相。而在此前的2008年3月7日，两名不法分子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企图制造炸机事件未遂，官方亦未严密封锁消息，而是在短时间内公开证实。国际舆论赞誉说，这种有别于以往“惯例”的新做法，恰恰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反恐决心和沉着。

　　信息公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生态，让政府在学会透明化生存的同时，也日渐成熟、自信起来。

“信息公开时代”的民主图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诞生，使得“政府信息公开”这一政治实验跨越了政府办事制度改革的层面，上升为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它显示了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政治勇气，但归根结底更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水到渠成之果。

　　周汉华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搞神秘政府，“刑不可知，威不可测”，连刑律都不想让老百姓知道，更别说官方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革命性意义丝毫不亚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它改变了中国两千年来传统的“统治观”。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尤其值得期待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反腐功能。多年以来，诸如政府行政用度、项目审批状况等等往往秘而不宣，各种与民生有关的统计调查数据也决不轻易示人，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共信息与部门利益、官员政绩紧紧挂钩，甚至成为权力寻租的筹码。典型的一例是，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曾有一名科长，仅仅利用手中掌握的一些“内部”政策，就向申报户口的百姓索贿73万元，甚至敲诈抚恤对象的钱财。倘若这些所谓的“内部”政策全部公开，何来这等腐败小吏兴风作浪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