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追根溯源，尽管中央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便推行政务公开等改革措施，但由于信息公开立法长期缺席，并不能从根本上撬动“保密是常态、公开是例外”的旧体制，相反，现行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等，却常常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封锁信息、暗箱行政的“法律依据”。

　　正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开始成为中央政府、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共识，而2003年爆发的“非典”事件，则成为加快这一立法步伐的直接动因。

　　“非典”疫情最初在广州市爆发时，当地政府不仅不发布任何官方消息，还接连对当地媒体下达“封口令”。疫情爆发近3个月后，官方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声称疫情已得到控制。而当“非典”从广东向全国蔓延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唱“太平歌”。正是这些隐瞒真相、封锁信息的做法，陷民众于茫然与危险之中，也导致谣言满天飞、事态几近失控的局面，成为“非典”事件所遗留的最为深刻的教训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起草人周汉华指出：“‘非典’风波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严重滞后的不足，也使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那以后，立法速度大大加快了。”

　　经历了“非典”这样的前尘往事，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7年4月5日正式公布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根据条例的规定，除了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各级行政机关必须按法定的重点范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等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门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可以通过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监督和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不仅适用于行政机关，也适用于地震局、气象局、银监会、保监会等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教育、医疗、水电气供应、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也须参照该条例执行，而后两者恰恰与百姓切身权益密切相关。

　　周汉华认为，条例最大的要害，就是把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而不再是一种恩赐。许多政府官员初读条例后，亦大多难掩吃惊之情，纷纷感叹“这将彻底颠覆以往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简直就是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