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5月1日，是中国政府变革和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日。这一天，一部一年多前就已颁布、名叫《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政法规正式实施。

　　在中国已经出台的上千部行政法规中，鲜有一部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般唤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望。原因就在于，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专门法规，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但是，一部仅仅写在纸面上的法规并不足以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正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之时，我们有理由深入探寻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背景、历史变迁和理念嬗变，并发出这样的追问——面对即将到来的“信息公开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立法层面，是否已真正做好准备？

 　　倘若你是一位普通公民，想到政府机关了解与你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哪怕是以往一些极其“敏感”的“内部机密”，只要没有逾越法定限制，政府机关都必须提供，否则，你可以上法庭告它！

　　这曾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假设，但现在正成为法定的事实。这一深刻的变迁，正是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是义务，不是恩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奉行信息封闭而非开放的“秘箱社会”。尽管各级政府掌握着全社会80%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多少、何时公开、对谁公开等等，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单方意志或“善意”，普通公民、公共传媒等等毫无主动权。

　　更为极端的情形是，一些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出于“维护自身形象”保护自身利益等需要，垄断、封锁信息成为其“工作习惯”。典型的一例是，江西一家杂志社曾出版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江西各地农民购买踊跃。但有关部门很快惊觉此事，勒令杂志社停止销售，并依据购书农民的登记地址，派出包括公安在内的大批人马分头下乡，要求“不惜一切代阶”挨家挨户收回“手册”。农民甘让春将64本“手册”卖给同村村民，不仅被全部收缴，还因此受到牵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本令有关部门神经紧张、兴师问罪的“禁书”，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国家机密”，而是理应向农民宣传的中央农村政策。有关官员之所以千方百计阻挠，就是生怕农民一旦了解这些政策后，会抗拒其乱收税费的滥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