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共权力套上法制缰绳的同时，法律的触角也延伸到了执行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2005年4月27日诞生的公务员法是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一次空前变革，公开选拔、引咎辞职、竞争上岗等官场“新政”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在力图破解任人唯亲、腐败僵化等官场陋习的同时，也在宣示着“治国先治吏”的理念。

　　自然，对有着悠久专制主义传统、又长期实行“行政独大”体制的中国而言，行政法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褪去“治民”、“管束”的国家主义色彩。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处罚范围、种类的大幅扩张，仍令人心存忧虑。而民心期待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没有写入公务员法，也不免让人深感遗憾……自由平等、民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要全面主导中国的行政法建设，还须经历更多的磨炼。

司法公正：从个案走向制度变迁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等，乃是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公共话题。也正是这种积累效应，使得制度重建已刻不容缓，“司法公正”因此成为最近五年最为鲜明的立法线索之一。

　　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是提升司法民主的一次重大变革，其目标是根治陪审实践中“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等病症。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名称的立法草案曾在上届人大接受过审议，却因分歧过大、搁置不议超过两年后成为废案。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前尘往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依然成功激活，足见立法机关推进司法公正之决心。

　　陪审制度改革尚且余音绕梁，司法鉴定体制又奏改革新曲。2005年2月，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鉴定结论“打架”等乱象纳入立法整肃视线，在种种改革措施中，最具亮色的莫过于司法鉴定机构从“机关化”全面转向“社会化”，这是与部门利益的一次勇敢切割，换取的则是全社会对司法鉴定的信心重建。

　　人民法院组织法于2006年10月的修改，让社会热议多年的死刑核准制度改革终于取得法律“通行证”，持续下放二十多年的死刑核准权就此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而此次修法所承载的保护人权、程序正义、少杀慎杀等司法理念，更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历史性进步。

　　一年过后的2007年10月，民事诉讼法、律师法连袂修改，前者着力破解的是民众最为痛苦的“申诉难”、“执行难”两大司法顽症，后者则力图改善刑事辩护律师所遭遇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现实困境，其共同理想则是追求一个更加公正的司法环境。

　　对公正的呼唤，也回响在法律服务领域。2005年8月问世的公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拯救公证业的诚信危机，其具体制度设计无不体现出“乱世用重典”的良苦用心。或许正因此次立法，让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一根支柱不致倾覆。

　　更富意味的是，为司法公正而谋划的诸多立法，都显现出了个案推动制度变迁的轨迹。同一案件竟然出现六份不同司法鉴定结论的黄静案，是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一大推手；佘祥林冤案、聂树斌疑案以及一系列“枪下留人”事件，是点燃死刑核准制度改革的导火索；“宝马彩票案”等一系列“公证不公”事件的爆发，则是推进公证立法的巨大动力…… 

　　透过这些立法动因，不难领悟到一种务实、智性的立法战略，即，以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难题和矛盾焦点为切入点，凭借立法手段分兵突进，各个击破，并不断激活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司法改革，最终合纵连横，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步步为营的改革路径，意味着未来的国家立法还将继续担起那荣耀而艰难的历史使命——将司法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