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7年10月出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这一论断，既是对当下中国立法现状的基本评判，也意味着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五年立法目标。

　　此时，令人不由得想起九届全国人大谢幕时的“大考鉴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言犹在耳，时光已倏然走过五年。

　　从“初步形成”到“基本形成”，为中国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仅仅两个字的变动，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涵？又发生了多少深刻的变迁？这是书写中国当代法治史无法绕开的一段关键时期。

　　在十届全国人大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新一届人大行将接班之际，我们试图穿越时间隧道，重返历史现场，追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掬起那些回味无穷的碎片，清点五年时光所留下的立法财富，并捕捉立法百态背后的精神脉象。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这个不平凡的立法时代，并向创造这一切的立法机关、立法者以及所有公民致敬！

　　 据统计：2003年3月启航的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2007年年底临近收官之际，共制订了73件法律（按照通行的统计法，立法数量包含宪法修正案、新制订的法律和修改的法律，同一件法律每修改一次均分别计算）。

　　这份“成绩单”使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增加至二百三十件左右，这足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一个重要论据。但是，要深入理解最近五年中国立法的路径选择和价值取向，还须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时代语境。

　　这五年，持续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渐渐步入深水区，“非典”、“拆迁”、“上学难”、“看病贵”、“食品安全”、“小区维权”、“保护私产”、“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诸如此类的流行话语所塑成的复杂多变、喜忧参半的社会氛围，犹如一只无形的历史巨手，推动着国家立法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改造者。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改革同步推进的立法行动，以及对公民权利、百姓疾苦史无前例的关怀，使得“改革”和“民生”——这两个最鲜明的时代标签——奠定了最近五年中国立法的基调。

宪政民主，寻找改革突破口

　　一位名叫黄振氵云的北京老人，手持宪法文本，挡住了试图强行推倒其祖传院落的拆迁人员和推土机。

　　这是发生在2004年4月的一幕，这幕场景其后被公共舆论和民间社会反复传诵，最终将一位孱弱老人塑造成捍卫私产的英雄形象。这位老人的勇气和底气，则来自一个月前刚刚完成的一次修宪行动，“保护私产”是此次修宪的最大亮点之一。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作了第4次修正。自七届以来，每隔五年左右、每届全国人大都要修宪一次的“历史规律”再次得到验证，改革推动修宪、修宪确认改革的互动效应亦再次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