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8年来临时，我想说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万事俱备中启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中国人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民族劣根性，但好的制度自然可以培育好的公民，而坏的制度，却只能产生是非不分的顺民和以暴易暴的暴民。

　　东方人的文化与性格虽然与西方社会相去甚远，但人性的本能是相似的。好的制度使恶棍也不得不成为好人，而在缺乏制约与监督下，道德高尚的人也会因为吸入绝对权力的迷幻药渐腐而不自知。法治与民族性格无关，只与制度设计有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贪腐盛行成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有些人甚至断言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廉政公署的制度保障下，香港公务员的廉政指数已经名列亚洲第二，而第一名是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

　　文化是制度的产物，但反过来文化也会影响制度，在法治本土资源相对贫乏的中国，法治实现的过程其实就是制度设计和理念培植同步进行，让国人适应法治文化的过程。正如一位农技师说的：要在一块贫瘠的地上种出好苹果，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土壤的改良；二是优良品种的引入，最好的品种或许是嫁接苗，以适应本土之根汲取土壤之营养。

　　当法治文化成为社会人的一种素养时，中国法治的实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改革三十年，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也导致了不同地区和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如同红军长征，历尽苦难之后，队伍前锋已经抵达陕北，但还有一部分在草地上打转转，队伍拉得太长了，而责任和承诺使我们不可能落下任何个人或群体。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在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不可能指望用一服药或几个疗程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时间上只能是渐进，只能是增量，或由标入本，或由表及里，力求标本兼治。

　　在方法论上，不能全盘照抄，不能迷信西方，任何制度移植之前，都必须测试一下传统的文化土壤，找到两者间的结合点。

　　2008年，一个充满希望和各种可能的年度，一个有着“奥运”、“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诸多关键词的年度，一切的一切，如那被春雨浸润过的土地，一颗颗种子正在被唤醒，准备着生命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