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0年：土壤改良与品种嫁接

　　2006年，我陪著名的老一辈法学家郭道晖先生及其夫人游鼓浪屿。闲聊中问：您认为中国实现法治需要多少年？老人家答：五十年吧，从现在起算，不走弯路，不走回头路。

　　自从1840年国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傲慢与自信原来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无知。梦中醒来的国人寻找着自强复兴的道路，从器物上的“洋务运动”到建立共和的“制”变，革命的对象一直延伸到文化领域，可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不无沮丧地发现：中国法治，仍然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

　　五十年，不走弯路，不走回头路。这是一个令所有法律人感觉责任重大的回答。

　　我又问郭老，这五十年，主要的工作是制度建构么？

　　郭老回答：法治最难之处，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执法，而在于如何建立民众对法治普遍的信仰。只有当法治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价值观和思考的方式时，中国的法治才有成功的可能。

　　回望过去的2007年，黑砖窑奴工的苦难使我们在黑夜的梦魇中惊悸，但那些贫穷而善良的母亲群体坚忍的目光使我们动容。善恶之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许多时候，母亲群体那种无言坚忍的目光再一次用温和的力量敲击你的心扉，让你泪流满面。

　　当孟氏兄弟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下，凭着简单的工具更多的是双手，在事故发生的130小时后挖开通道逃出隧道时，个体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望让世人叹服，也让我们惭愧，而另外一位矿工，在地下数百米的矿道静静地等待死亡时，摸黑用粉笔在安全帽上写下了遗嘱，交待妻儿要还清自己在世上所欠的债务。

　　这个民族是如此地奇特，正如一位历史老师告诉我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黑暗、绝望、无助的劫难，每一次，我们都以为她已经走到了尽头，将与无数古文明的宿命一样，终结在历史的废墟之下。但每一次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总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顽强地挺过来了，休养生息之后，又一头撞进了下一个轮回。

　　从1840年起，这个民族一直地寻找出路，而她最优秀的儿女群体，也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国母亲寻找强身壮体的药方，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终于我们找到了“德”、“赛”两位先生。

　　民主是个好东西，它还是一剂解毒的良药，正如1945年发生在陕北延安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主席间的一段对话，交谈双方一致认为：唯有民主，才能打破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历史周期率。

　　许多时候，真理原本就是一种常识，存在于我们身边，不证自明。民主可以防止独裁和专制的产生，民主的实现也无须预设条件，在民主过程中训练民主就是对我们文化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的一种解毒。法治是一种未必是最好但确实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政府治理模式，任何时候，我们必须对公权力的自我膨胀和厌恶受制约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当权力运行在制度设计的河床中受着诸多束缚时，法治的实现才有可能，公民的权利才能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