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1日晚上八时，厦门电视台二套厦视直播室现场直播随机摇号确定座谈会参会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全过程。我们全家三代人聚集在电视机旁，目不转睛地看完整个过程，关心着009号钟小勇能否被抽中，这位曾经是检察官的自由撰稿人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内用自己的专栏和博客进行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努力。

　　公开抽号的许多细节让我感动，抽号权交给了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或许，这是一种地球管理权代际传承的隐喻。比起成人世界中过多的利益角逐与博弈，孩子们观察世界的眼睛中有更多的圣洁。规则设置是如此精细和不厌其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程序的阳光和公正。

　　在抽号直播的一个多小时中，妻子暂停了洗碗，老妈放弃了肥皂剧，女儿则不看卡通，我离开了书房电脑，一家人静静地观看那简单重复枯燥的抽号过程。

　　在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普通人家与这个城市血脉相连的心跳声。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近二十年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使得本地方言反而成为一种弱势语言，乡土学家们因为担心地方文化的迅速消亡而大声疾呼要市民们抽空学点闽南话。即便如此，女儿仍然成为我家族中第一个不会讲闽南话的人，虽然她非常强调自己是个正宗的厦门人。这是一个多元兼容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你可以找到来自全国所有省份的人，找到最对你胃口的家乡菜馆。

　　因此，“厦门人”只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集合概念，根本无法以出生地或户籍地来界定。你在这里，你认同一种价值，你喜欢这座城市，让她处在危机时你肯为她做些什么，即使有风险。这时候你才发现，飘泊过许多城市的你，内心中已经不自觉地把她当成你的城了，一个城市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自己市民心中的分量。

　　2007年的厦门注定要载入史册，在法治社会的建构中，理性而正确表达的国民与开明纳言的政府同等重要。

　　公民是法治国最重要的基石。连岳在他的专栏中启迪着民智，用的是黄钟大吕棒喝式的语言；而厦门的另一群人却很少批判，他们只是在报纸上写一些小文章，这些渗透着人文精神的文字将生命的另一种美丽展示给了市民。对于国民精神的培育，鲁迅主张吃药而胡适主张喂饭，在现代公民的培育过程中，吃饭与喂药同等重要。

　　当一个城市肯将最好的地块用来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并有着充足的预算时，这个城市不仅有了名字，而且有了独立思考的灵魂。

　　2007年，当我们沉醉在大国崛起的梦想中时，一位外国友人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在中国能够向世界输出世界观之前，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国。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厦门身上：一个城市的名字如果不被其市民认同并愿意捍卫，那这个城市在他的居民心中，只是飘泊的驿站而不是生命栖息的港湾。

　　一个城市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尝不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