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朴40多年前从海淀工读学校毕业，后来担任过北京朝阳工读学校校长，朝阳区劲松六中校长，如今则是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可以算是工读教育方面的专家了。”一头黑发让六十多岁的谭朴依然显得年轻。

　　谭朴对当年的工读生活记忆犹新。他告诉本刊记者，1955年至1966年，在工读学校的创办时期，学生年龄曾一度有所下降，甚至出现了十三四岁的问题学生。学校实行的是带有强制性的半军事化封闭管理制度，基本不放假，星期天属于奖励性放假，只有表现好的学生才可以享受。

　　1979年冬天，正是“文革”后的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最困难的时刻。

　　“那时候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管住就行。学生们也就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文化课，尽管‘工’的部分几乎没有，但还是叫工读学校。”刘锦春带领老师和学生拔草、平地、修院墙，到邻近的颐和园车站帮忙擦车也成了工读教育的“务工劳动”内容。

　　当时的学生主要是在普通中小学无法管教但又不够逮捕法办或强劳、少管的学生，学校招生困难、教育效果也不太理想。“学生反抗意识很强，冬天你生炉子，他就往里面撒尿。”

　　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教育模式——“严管班”、“脱离班”开始出现。“脱离班”一个班40多名学生，封闭式管理，三个月不准回家，学生加工信封、绑墩布，老师们也两周才轮休一天。三个月后，表现好的学生可以获得回家的奖励。

　　1990年，特殊教育模式的效果在北京市中学生毕业会考上显现出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海淀工读学校全体初三学生全部考上高一级学校，中考六门功课的平均分、及格率都要高于海淀区的普通学校。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以及不少中学老师都跑到海淀工读学校听课取经。

失落的保护

　　成立工读学校的52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的一段记载。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保护，也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极端教育。工读学校在获得高度赞扬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严厉的抨击。

　　长久以来，法治、人权认识的不足和历史局限性导致了工读教育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冲击。在工读教育之初，被送入工读学校的学生们一般都是强制入学，做出决定的往往是学校、派出所等，甚至家长也没有考虑过征求学生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