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济南、郑州……在一切房价飙升的城市，尽管建设部和当地政府的风险警告言犹在耳，但无数被疯长的房价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人们，还是奋不顾身地扑向“小产权房”。与“最牛钉子户”相比，这同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世界级景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如此众多的人群对“风险”趋之若鹜、甚至对“违法”无惧无畏时，我们是否有必要检讨：现行的制度机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在“小产权房”的背后，隐藏的是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不平等”权益。在城市，国有的建设用地可以灵活处置，完全走向了市场化。而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却不能自由流转，只有经国家征收后转为国有土地，由开发商交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才可以进行商品房开发。也正是通过这些环节，一些地方政府赢取了巨额“土地财政”，开发商赚得钵满盆溢，而失地农民往往蒙受了巨大损失。

　　近年来，许多有识人士都呼吁，应当改变目前的城乡两元土地管理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自由流转、使用和建设，使农村土地全面实现物权化，将土地权益真正留给农民，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推动国家走上城乡均衡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耐人寻味的是，要求改革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呼声，同步伴随着物权法的制订过程。而土地权益，恰恰又是物权立法最为核心的问题。正因此，许多人期望，物权法能够使农村集体土地真正获得解放。而一些已经购买了“小产权房”、以及一些购买了农民住宅的城市居民更是盼望，物权法能够为他们处于险境中的房产提供一条合法化的生路。

　　事实上，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始终是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以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为例，在几经反复的物权法草案中，既出现过“地随房走”（农民转让住宅的同时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开放性方案，也有过“禁止转让”的保守性方案。由于分歧巨大，物权法最终没有作出任何突破，无论是宅基地使用权问题、还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都规定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以及国家相关规定。

　　应当说，物权法的“回避”，实际上是为未来的改革预留空间，寄希望于在改革时机成熟时，通过修订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来反映改革成果。这样的立法选择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物权法在农村土地权益这类重大问题上的“失语”，也势必无力应对迫在眉睫的现实矛盾。

　　从某种程度而言，存在已久的“小产权房”早不闹晚不闹，偏偏在物权法出台后不久酿成一场大风波，最终形成“你不让买我偏买”的“集体违法”现象，也许正累积着不少人对法律的“失望”情绪。同样，政府有关部门“雷声大雨点小”的整治姿态，除了疑虑“痛下杀手”会破坏社会和谐，也许也潜伏着一种难言的犹豫心态：在现实的体制束缚与物权法“暧昧”的改革信号之间，执法者不知何去何从，更担心今天的“正确处罚”会在明天无法收场。

　　事实上，在广东等地，已经纷纷启动了农民宅基地自由流转的破冰式试验。国土资源部有关官员亦在近期表示，正在不断总结各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经验，并准备启动相关立法。可以预见，悬在半空中的“小产权房”最终命运敲定，乃至土地管理制度的全面改革和市场化，也许都不会过于遥远。

　　然而对物权法而言，似乎已不能分享这些未来改革的激情和荣耀。虽然法律天生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法律尤其是与社会转型、公民权利息息相关的法律，往往还应承担起启动、推进、保障改革的重任。生逢艰难改革的时代，面对最应明晰的土地物权界限，面对亿万农民的土地权益诉求，物权法无法圆满担当起应尽的责任，虽然事出有因，但也多少留下了不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