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企业的法人代表认为，这条规定将导致企业只留存中庸的、无特殊技能和较高能力的人，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会失去竞争力。他指出，如果此条将来实施，“企业方就只能寻找相应的对策，不排除提前寻找理由辞退没有竞争力的员工”。

　　在企业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有些常委会委员开始担心，这样可能造成劳动关系僵化，造成雇主严格控制和劳动者第二次签约，反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建议再作斟酌。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与相关部门研究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是“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并不是终身制的“铁饭碗”，只要出现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同样可以解除。劳动者在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遵纪守法，能够完成工作任务，用人单位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合理的。

　　 据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这一项修改为：“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企业规章引发 “经典战”

　　为外界熟知的上海中美商会等资方代表不小心引爆的“从中国撤资”的威胁论，一度被认为是劳资双方利益争斗的经典。

　　激烈的表态缘于劳动合同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的如下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看到这一条款，我们这些人都快晕过去了。”上海美国商会一位人士曾以这样的表述，形容他们的激烈反应。“确实值得商榷。”一位美国企业的副总经理也表示说，这与国际通行的做法不符。

　　 按照美国企业界代表的理解，劳动合同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这样规定，无疑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股东（老板）作为公司的所有者，理当享有制定、实施有关规章制度的绝对权。“如果按照劳动合同法草案的规定，公司最高权力已转向他人之手。”

　　然而，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合同法（草案）研究课题组组长常凯却认为，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对工人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措施，比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权等等，这些措施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很平常的。事实上，在美国可以执行这些保护措施，中国政府制订这些保护措施企业就觉得影响了他们的发展，这是没有道理的。

　　上海中美商会等资方代表针对这一条款的修改意见最终被呈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劳动合同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审议时，考虑到劳资关系平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条款进行了修改。草案最终删掉了“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字眼，而以“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代替。同时对企业管理制度的修改采用了列举式。具体来讲，就是将与劳动者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细化为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从而将原稿中可能包含在内的企业经营业务事项排除在外。

　　然而，很快又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在双方协商的时候，从劳动者来看，他希望报酬、福利越高越好，从用人单位来看，希望越低越好。平等协商后确定不下来怎么办？比如职工、工会要求涨工资，企业不同意涨，怎么办？

　　于是，人大法工委在对劳动合同法草案三次审议稿进行审议后认为，法律中规定了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但劳动者提出的要求也不应该超过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特别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制定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2005年12月一审到2007年6月29日的四审，历时一年半，几经脱胎换骨，劳动合同法终于在劳资双方利益的博弈中问世了。它是不是一部较为平衡的劳动合同法，显然还有待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