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黄元勋在他的感谢信中一口气列出了十几家媒体和几十位记者，表达了他最诚挚的感激之情。我以为，这些媒体与记者的确无愧于黄元勋的感激，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值得我们致敬。

　　在法治不十分健全的今天，我们的媒体与记者走在了舆论监督的前沿，走在了反腐斗争的前沿，的确成为了举报人的坚实后盾。

　　在《“举报联盟”蜀道行》的报道中，给我最大震撼的是这样一个情节：李民主为了举报贪官曾锦春，到湖南省进行多方举报，2004年元月，湖南省有关部门点拨李民主去找媒体投诉。就此，我读出了两重意味深长的画外音——

　　第一重画外音是，我惊叹于我们的监督机制在一些地方仍处于守势。理论上，我们对于官员的权力监督有多重：就监督内外关系而言，在外部我们有人大、纪检、检察监督、群众监督，在内部有行政系统的自身监督；就监督的层级而言，我们有上级监督、平级监督以及下级监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下级监督太软、平级监督太难、上级监督太远。别的不说，就举报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来说，举报过程为什么如此艰难？

　　就下级监督而言，群众监督在郴州遭到无情的打击，当地公安和司法机关干脆沦为曾锦春的“私人打手”，成为他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

　　就平级监督而言，连市委书记都与他沆瀣一气，公检法惧于曾锦春的淫威而沉默寡言；

　　就上级监督而言，有实权的部门和领导也长期或被曾锦春蒙蔽或为其遮掩，没有实权的部门即使知情也只能给举报人出出主意，“找媒体投诉”。

　　第二重画外音是，媒体监督有力量，能为举报人撑起一片天，是举报人的坚实后盾，这在全社会已达成基本共识，让我们能在某些被贪官一手遮天的地方看到希望。

　　“有关部门点拨李民主去找媒体投诉”，无非是让媒体能深入揭开腐败的盖子，见诸阳光，引发公众愤怒，进而引起高层的重视，彻底查办贪官。

　　事实上，曾锦春的落马，正是得益于媒体的报道从而引起高层的重视，媒体功不可没；其实，何止是曾锦春案，有多少腐败案件都是媒体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成为举报人的坚实后盾。

　　而且，媒体是举报人的坚实后盾，不仅是公众共识，而且也成为了贪官们的共识。贪官们天不怕地不怕，群众的举报信转几手就能到他们手中，可是他们就怕记者来采访，出了事情，第一要务就是要封锁消息、应付记者。

　　正如美国职业新闻家约瑟夫·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伫立在船头上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汹涌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报和预告。”

　　今天的中国，媒体的多元化，都市媒体的出现，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都让我们的媒体与记者更具有了“挖掘事件真相，获取第一手新闻的‘扒粪精神’”，敢于和乐于充当举报人的坚实后盾。

　　不过，今天媒体的监督处境并不容乐观。在今年第1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报道中，权威人士与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给举报人奖励、给举报人特别的保护措施、健全我们的监督机制等等，我以为这些都很有意义，但当务之急却是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利能够畅通无阻。

　　在诸多案件中，我们看到不仅举报人受到贪官的打击报复，而且帮助举报人、报道腐败新闻的记者也成为贪官的“眼中钉”。

　　湖南郴州当年在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主政下，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就是一位“新闻灭火队长”，他利用收买、利诱和威胁手段对付来自各地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曾锦春在举报信中长年屹立不倒，大概也有樊甲生的“功劳”。

　　当然，记者开展舆论监督，必须遵守新闻纪律，坚守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好“度”。因为只有这样，舆论监督才会产生最积极的效果。但是，舆论监督决不能因贪官的阻挠而中止。

　　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媒体监督能顺畅，记者的眼睛能检视到被腐败熏染的角落时，就是贪官的末日来临之时，更是举报人扬眉吐气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