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2月28日《大河报》载，27日，郑州市某书画学校校长张森在炎黄二帝广场，用自己的15毫升鲜血书写自己“行善”之志，同行的两位商人也现场割破食指，以血书名表达同样的决心，此举引起围观者争议。

　　无疑，张校长是在践行道义，可是这样的道义无疑是自虐的道义，让人看了很觉得“残忍”——至少观者的心理上已出现不适应。同一天《河南商报》的消息，27日下午，市民张先生反映，一“精神正常”的民工在郑州市东三马路上爬行，且已爬行了几百米。原来，这名民工到河南打工被骗，包工头跑了，4000元工资成了泡影。腰被冻坏了，他准备爬回老家去，并拒绝接受路人的捐助。

　　显然，这名民工，身上既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也有令人感动的地方，而说到底，他也是在试图完成一个人的道义观，他不要别人的资助是因为他这样认为：“我出来打工，是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这样的话已经接近于“不受嗟来之食者”。然而，尽管我很认同他内心的高尚追求，但是，我仍然要说，起初这种爬行无可厚非，而后来发生的拒绝帮助也就成了另一种自虐的道义。

　　这种自虐的道义，在同一天、在同一座城市表现出来，很令人吃惊。

　　我们需要这种自虐的道义吗？我觉得在特定的时期，确实需要一些人通过特定的方式为“糊涂的大多数”做出表率，但在社会安定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觉得应该主动干这种事情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社会道义水平在下降，正常的道义表现已经不具有呼唤的力量，只好以特殊的道义方式来表现。然而，当这种自虐的道义已令观者极不适应的时候，恐怕该反思的就不只是自虐的道义者了。

　　总之，“血书法”和“民工爬行”都更像一种“行为艺术”。而这样的“行为艺术”显然帮我们揭开了更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