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从云南到深圳打工的杨增朝因为千元工资纠纷而自焚，造成全身90%面积烧伤。深圳山厦医院“先救人后交钱”，在伤者身上花费73万余元，却因资金周转不灵，400余员工发不出工资。医院迫于无奈，将云南省政府及省长秦光荣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云南省政府和平湖街道办兑现其公开对医院及人民的承诺，为医院解决和落实杨增朝的医疗费”，法院已决定立案审查。此举令一些法律界人士颇为惊讶，称“一家民营医院在民事诉讼中状告省级行政单位的省政府，并获得受理，这在中国审判史上是很少见的。”(1月3日《南方都市报》)

　　一家民营医院将省级政府和堂堂省长告上法庭，在普通公众里，这事确实挺稀奇，因而才具有新闻价值，就好像去年几位农民将国土资源部告上法庭引起舆论关注一样。时下的中国正走向法治化，“民告官”依然算得上“新闻”，而“民告官”的新闻价值自然与被告官阶的高低有关。但是，一些专业的法律界人士对省府成被告(连宣判败诉都没有)竟然也大呼“颇为惊讶”，这才是真正让人惊讶的地方。

　　与一般的“民告官”案多为行政诉讼不同，这是一起要求行政部门履行支付义务的民事诉讼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排除在外，更没有对其级别设定限制，即并没有“诉不上省府”这样的规定。如果发生民事关系，国家机关亦是民事主体，当然可以成被告。那么，既然深圳山厦医院提起的诉讼符合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对之依法受理，有什么好“颇为惊讶”的呢？

　　杨增朝讨薪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所在地和事发地的人民政府均指示“全力抢救，钱不是问题。”可是现在，人是抢救了，钱却成了问题。作为一家民营医院，他们已经为救治杨增朝花费73万多元，甚至因此发不出员工工资，他们通过法律途径向当初承诺“钱不是问题”的政府机关，追要这笔巨额医疗费用，有什么好“颇为惊讶”的呢？

　　在我看来，这些法律界人士对“省府成被告”的惊讶，反映的其实是他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或者说不尊重。换言之，法律规定是一回事，法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他们分析认为“由于案件的法理依据和外在压力，法院可能会选择不予立案”。可是，法院这次竟然没有屈服于所谓“外在压力”，而是选择了依法立案，于是这些法律界人士就“颇为惊讶”了。这不禁让人联想：如果这些法律界人士是本案的法官，这家民营医院还会有告状的机会吗？

　　更深一步，这些法律界人士的“颇为惊讶”，事实上印证着包括一些法院在内的所谓“法律界”内部，很大程度上还流行着另一种法律之外的“司法潜规则”。一例起诉能否得到立案，可能不仅是法律规定说了算，还要考虑所谓“外在压力”；一件官司能否得到公正审理，不仅要看法律证据的充分与否，还要看外界干预的力量大小。这个意义上，法律界人士的“颇为惊讶”，实际是对司法不公正的一种间接默认。当法治的阳光连所谓“法律界”的某些角落都还没有普照到时，我们距离真正的法治化自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