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11月住院到2005年5月做肾移植手术，杜东翔不管是做血液透析的间隙，还是在病情发展到胸腔积液，不能平躺着睡觉的严重时期，他依然坚持治疗完后就去上班。

　　接受肾移植手术后，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休息治疗，可是东翔却在术后5个多月就要求返回工作岗位，检察院党组只好将他调整到业务监督管理中心任主任。在常人眼中，这里只是案件“收发室”“中转站”，但杜东翔到任后，和其他人一样讯问嫌疑人、参与案件的侦查。在短短三个月中，就因劳累，两次肌酐值升高；可杜东翔却说：“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生命有限，可工作是无限的，我能动一天就要干一天。”

　　“每个案件都要对法律负责”

　　在杜东翔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放着十多本办案笔记和二十多本案件文书册，20多年来，他先后在侦查监督、公诉、反贪三个岗位上工作过，凡自己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均留底备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个案件都要对法律负责、对事实负责，都要办成铁案。

　　宛城区检察院的同志们说，杜东翔做人低调，不善言辞，但一接触到案子，他一点也不“闷”，不惟上、不惟情、只惟法、只惟实。

　　宛城区检察院张鹏云说，杜东翔工作中爱“较真”。一次，院里一位副检察长召集大家研究案情，杜东翔与领导观点不一致，发生争执，他竟用2个多小时，引用大量相关法律条款和案例证明自己的观点。

　　杜东翔说：“我办案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哪位领导负责。作为部门负责人，依法提出意见是我的职责。”

　　2006年12月初，宛城区检察院受理了犯罪嫌疑人高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批捕决定。被害人家属认为检察机关办“人情案”，聚众上访。杜东翔得知后，冒雪去见十几名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杜东翔说，法律只认证据，不能推断。随后，他又花9个小时给被害人家属讲法律法规，取得了他们的理解，但身体虚弱的杜东翔却倒在椅子上。

　　杜东翔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通过自学，却成为院里的法律“活字典”。他常说：“办案主要靠法律法规，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干好工作。”过去，他有一个剪报本，剪下来的案例、司法解释就有几百篇。院里实现办公自动化后，每有新法律、新司法解释出台，他都第一时间学习，然后发布到局域网上。宛城区检察院张鹏云说：“在住院做手术期间，杜东翔还挤出时间学习电脑技术，每次去看他，他不是操作电脑就是阅读相关书籍，有时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键盘。”

　　甘守清贫　不徇私情

　　有人说，杜东翔工作过的部门都是检察院系统最有权的部门，稍为活泛点，就能交很多朋友，不会缺钱，但杜东翔却“吃饭不到、送钱不要、说情不理”，没有一个因办案交成的朋友，甘守“千把元”的“死工资”。在做换肾手术前，费用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杜东翔一家人的身上。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杜东翔也没有向组织上张过嘴，伸过手。这对坚强的夫妻，深深地感动着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你三千、我五千，一点一点地凑。宛城区检察院的领导知道后，发动全院职工为他捐款2万多元。

　　以杜东翔从事的职业，不乏“有心人”要为他提供挣钱的门道。就在他患病不久，一个公司老板找到他试探地说：“你这病啊，花钱还在后头呢，这样吧，不用你出资，公司给你算上一股，到时候遇到事情了你打打招呼就行。”杜东翔说：“你的钱兴许能治好我的肾病，但是我会从此患上心病，那可是花多少钱也治不好的。”

　　宛城区检察院原法纪科长任学涛说：“杜东翔不拉关系，不徇私情是出了名的，无论是谁，找他说情都要碰壁。”

　　2002年，他一个叔叔的孩子因涉嫌抢劫被刑事拘留，一天，七十多岁的老叔揣着2000元钱，坐着拖拉机，一大早来到家里，非要他帮这个忙不可。东翔一边陪老人吃饭，一边耐心地解释：“我的性格你是了解的，说这样的事，我张不开口。”他把钱塞回老人的衣兜，劝慰他要相信法律的公正，并买好车票，亲自把老人送上了回家的班车。

　　对于来说情的人，杜东翔也不是一句话就把人赶走，他常说：“你们要么是想从轻处理，要么是怕被冤枉，但我按法律办事，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法律并不是一点情不讲，法律中的人情，在制定时就体现了，法内施情不用找我，我肯定秉公，法外施情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