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胶济铁路撞车事故是一起人为的特大的典型的责任事故，“4·２8”胶济铁路撞车事故为列车“超速”所致。但是，如果就把事故的“人为责任”仅仅锁定、局限在当事列车之上，显然又是远远不够的。这正如“4·２8”事故调查组已指出的，“济南铁路局在此次事故中暴露出两点突出问题：一是用文件代替限速调度指令，二是漏发临时限速指令”。

　　这次惨烈的人身伤亡事故促使人们有理由作更进一步的怀疑和推测：除了济南铁路局的管理责任之外，铁路全局性、深层次的管理背景，是否也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呢？

　　比如，此次列车“超速”事故背后是否存在的铁路大提速背景。据列车脱轨研究专家、中南大学教授向俊介绍，“自1997年铁路系统全面提速以来，不明原因脱轨发生的频率呈上升趋势”，“造成不明原因脱轨的主要原因，是列车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引发横向震动丧失稳定，使运行当中的列车脱轨的可能性增大”。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问题没有获得充分的揭示和披露，非但如此，社会公众所能知晓的基本上只是所谓正面报道的单方面信息，例如大提速的利好，铁路春运战胜特大冰雪灾害的空前战绩，而对铁路部门害死人的官僚主义和大提速所存在的隐患，公众却几乎是一无所知。

　　与此相比，当我们看到西方媒体若干弊端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国家的媒体同仁追求信息来源多样化，并且在消息面前的那种穷追猛挖乃至于不择手段的精神，所以小到布莱尔的化妆费开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召妓，大到某政客的贪腐嫌疑等等，虽至微至隐，媒体有本领将其隐秘曝于阳光之下，裸呈于社会公众之前，使这些大人物或收敛其行为，或作改进表示，或不得已去职，甚至受到法律制裁。

　　在这里，媒体本身的努力固然有迎合社会公众以赢得更多的发行量和收视率的主观动机，客观上却使媒体与社会公众结为一体，推进阳光政治，构成对当局和政客强大的社会监督。可以设想，如果在这些国家发生类似于胶济铁路这样大的事故，势必引发媒体寻求多方面消息来源，带来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和深挖细查，所能揭示的事实和事故根源将会更加详细丰富，官僚主义和事故隐患将无所遁形，社会舆论的监督和问责力度将更加强大。

　　对胶济铁路管理部门以及国家铁路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来说，此地于1月23日刚刚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造成十八条年轻生命的丧失，三个月之后，又发生了更大的责任事故。很显然，十八条生命的惨重代价并没有对官僚们有所触动，有关部门的追究问责甚是草草，而当初媒体的报道也只是轻轻带过，责任追究远未到位，由此埋下了新的更大的责任事故的隐患。

　　当然，信息披露渠道的垄断是官僚主义所需要的保护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轻而易举，也不仅取决于媒体以及社会公众自身的愿望。

　　(作者系知名教育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