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些政府部门却准备不足，着实让人遗憾。所有政府部门应当尽快建立“除非特例、自动公开”的工作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施行。然而，据媒体4月30日调查，一些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在准备实施信息公开的方面，进度大不相同，使人有喜有忧(5月1日《新京报》)。

　　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前一天，本是政府信息公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而一些部门却准备不足，显然上不符合法条要求，下不孚民众期望。相关的借口或者推脱难有说服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酝酿于2003年 “非典”之后，条例起草中反复征求和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各地的意见，各方面对信息公开的要求早有所知。最重要的是，条例虽于去年4月5日发布，但实行时间却是今年5月1日，这其中的时间差，就是专门留给各方面以做好施行准备。应当说，一年多时间用于梳理相关的政府信息，本已足够充分。

　　不论是满足民众期待还是形势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都不容消极、敷衍或者观望。而且，从政府部门的法定义务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规定其相关职责时，反复采用“及时”、“主动公开”等用词，这种对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自觉自为方面的要求程度，在类似法律表述中极为少见，却也突显了该条例明确的立法意图。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言，任何的消极或者不作为，都可能违反法定的积极义务。

　　长期以来，我们在政府信息方面通常采取“加注密级”或者“内部通报”等形式，一定程度形成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不成文的惯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乃是对上述传统习惯的根本颠覆。据此，有关方面必须彻底地革新观念，摒弃政府信息制作的传统模式，转而建立信息公开的相关工作机制，久而久之形成新的公务习惯，而不能寄希望于微调适应。

　　据介绍，教育部司局级职能部门拟写的文件，都有专栏标明该文件能否公开，如果公开则同时明确公开的方式和时间(5月1日《新京报》)。这当然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的探索。然而，这种做法似乎未根本脱离以往思路，不过是在“通常不公开”的原有基础上，对相关信息的处理方面新增“是否需要公开”的选项而已。毕竟，对所有原初文件进行“能否公开”的专门审查，就已将其基点定调为“通常不予公开”。这种微调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要求，尚有实质差距。

　　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意味着制作政府信息时的第一假设是“普遍予以公开”，如果确因特殊必要并符合条件，出于不得已的情形下才予以不公开处理。因此，建议有关方面的制文程序要进行相当程度的适法性改进，建立“除非特例、自动公开”的工作机制，把政府文件的基点放在“普遍公开”的基础上，使得凡属政府文件一般都要公开，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公务习惯；如果需要在文件上做特殊标注进行甄别，那么把关的标准也不是泛泛地质疑“能否公开”，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充其量视情进行“是否存在不能公开的情形”的必要检查，如果未经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存在不能公开的情形，就当然和自动地予以公开。而且，即使属于确实不能公开的特例，也要同时注明相关的法定事由，并对“是否达到不予公开的法定条件”进行专门的审查和批准。

　　□江渚上(北京 律师)